俞理初：故纸堆里的思想风暴（1）

自明代李贽之后，

还没有如此大胆为妇女鸣冤叫屈的，而且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似乎也超过了李贽。

因此，

蔡元培给予俞理初很高的评价，

称其为“近代以来自由思想之先声”。

我很喜欢俞理初这个人，原因恐怕要追溯到二十年前。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孙郁兄和社科院文学所的王菲大姐主编一套女性文化书系，他们让我也报个题目。那时我正对妇女问题感兴趣，因为电视剧《渴望》弄了一个刘慧芳出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认为，该剧塑造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是从“五四”向后倒退，是妇女解放的反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是可以继续深究的，而真的追究起来，才知道很不容易。

俞理初这个名字就是此时出现的。四处搜寻材料后，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论述俞理初的一段文字就被我当成了重大发现。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自明代李贽之后，还没有如此大胆为妇女鸣冤叫屈的，而且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似乎也超过了李贽。因此，蔡元培给予俞理初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近代以来自由思想之先声”。他列举俞理初在伦理思想上的贡献，认为主要是在谈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处境时，俞理初能够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对待之。这里面涉及妇女的贞操、节烈、缠足、再嫁、妒忌等所谓妇德的问题，前人往往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至理初，始以其至公至平之见，博考而慎断之”。

沿着这个线索，我陆续读了蔡元培所作《俞理初先生年谱跋》以及《俞理初先生年谱》，对俞理初有了初步了解，深感这是一位身在书斋而心怀天下，以平常心对待学术的有良知的学人。进而，我又搜集到周作人关于俞理初的一些文章。他表示：“在过去两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这三个人的言论行事并不怎么相像，但是我佩服他们的理由却是一个，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这在其余的两人也是共通的，虽然表现的方式未必一样。”周作人所赞赏的“疾虚妄”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实证的精神，就是不迷信，不盲从，不附和。这也正是俞理初治学的精神。王充所谓“虚妄”，周作人称之为“莠书”。他作莠书六篇，见于《癸巳存稿》卷十四，分别为酷儒、愚儒、谈玄、夸诞、旷达和悖儒。周作人认为，这六篇文章“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加以指摘，很有意思”。他说，俞理初所据标准，就是人情物理，即以人情物理去揭穿那些貌似正确，为世间公认的“真理”。于是他指出：“盖天下多乡愿，其言行皆正经，常人无不佩服，然若准以情理，则其不莠者鲜矣。唯有识与力者始能表而出之，其事之难与其功之大盖远过于孟子之功异端也。”

俞理初，安徽徽州府黟县人，名正燮，字理初。父名献，字可亭，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据《俞氏家谱》所载，可亭先生“工骈体，隶事尤熟于掌故，曾主讲河南闻政书院。官句容县训导，署望江县教谕”。俞理初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句容度过的，有诗为证：城南游钓处，客久认为家。携酒来郊外，寻幽得径斜。寒云低竹叶，近水有梅花。隔岸茅扉掩，时闻笑语哗。

此诗或不足以说明俞理初在句容生活的具体时间，而另有一篇《贼书》，写他“少时见句容名捕居明者”，说明他小时候的确在句容生活过。又有《骆君小传》一篇，写他在句容的一个忘年交。他是相信人死而神在的，一次旅途中，他于酒后“梦骆君至”，一起“看花欢笑”，醒来后，想起“小时一句一字，骆君皆奇赏之”，仍很感慨。他的学生程鸿诏曾为先生作传，写道：“先生随父之官，好读书，拥籍数万卷，手憣不辍，辍已成诵，地人名事迹本末，见某庋某册篇行，语辄中。尝与句容王乔年同撰《阴律疑实》，裁书满壁，朱墨烂然，父奇之。”王乔年与俞理初同岁，是他少年时的朋友。他们一起撰写《阴律疑实》时，俞理初只有十七八岁，却已经显示出坚实的学术功底及融会贯通的才学。他的记忆力非常人所及，《清史稿》说他“性强记，经目不忘”，如果有人提起某个地名、人名或掌故，他马上就能请你去翻书柜中的某本书，甚至具体到哪一篇哪一行，一说就中，屡试不爽。

不能说好记性成全了俞理初，但记性好对他来说却所幸于天赐。程鸿诏还记得：“每与理初夜集，偶有作述，援笔立就，义证赅恰，退而检诸箧，无一误事误言，叹其才学识有千万人而无数者。”历史上，像李白这种“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或时而有之，而“偶有作述，援笔立就，义证赅洽，退而检诸箧，无一误事误言”的学人，则前无古人。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对经史子集乃至于金石碑帖、稗官小说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其学术渊源和传承来说，他与其乡贤江永、戴震可谓一脉相承，虽非出身于此，其学术路径却是江、戴二贤所开辟的。梁启超只看到他的“长于局部的考证”，却忽略了他在许多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以及他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超前意识和开创精神。他固然没有一部如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这样的著作，但他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有近百万字，开近代人文思想之先河，辟乾嘉朴学“经世致用”之新局面；而治学中的求实精神，以及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知和尊重，尤其是以传统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著述风格，都不是拾零捡烂、斤斤于名物和制度的乾嘉末流所能比附的。

嘉庆六年，俞可亭先生病逝于庐江县教谕任上，时年二十七岁的俞理初担起了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任。此时他正在京城求学，两年前家里出资为他捐了监生，取得了在国子监读书的资格。现在，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压在他的肩上，他也只能把读书的事先放一放。毕竟，吃饭事大，读书事小，何况不是他一人要吃饭，而是全家人都要吃饭，他不能不负起这个责任。有记载说，他自二十多岁起，就以所学受雇于达官贵人，靠佣书养家糊口，“居家事母，不乐仕进”。著名地理学家张穆很敬重俞理初，以礼事之，尊为先生，曾作《癸巳存稿序》，说他“顾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缟纻余润不足赡妻孥，年逾六十，犹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