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列名筹安会别议（1）

在筹安会的六个人中，

严复的态度最微妙，

也最有意味。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难判断，严复列名筹安会是被迫的，

并非他的本意。

袁世凯称帝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奇事。按说，袁大总统屁股下的位子已然坐得稳稳的，何以忽然心血来潮，还想要做皇帝呢？原因有主观的层面，也有客观的层面。主观上，袁氏早有称帝的居心，没有做是因为条件不具备，时机未成熟。所以，从民国三年改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起，他就为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和安排。从后来的结果看，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形式上，他都已经做到了终身制的独裁元首，而且有了世袭的可能，所缺少的不过是“皇帝”的称号和一顶皇冠而已。

而客观上，袁世凯似乎也有不得不做皇帝的理由。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始终有人在念“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本经，以为非帝制或君主立宪不能使中国摆脱战乱和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二是共和的确没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安定、温饱的生活，民国成立后面临内忧外患，纷扰不已，那些官僚、军阀更是横行无忌，动辄舞刀弄枪，拥兵自重，为争一己之私利，不顾百姓的死活，故有民国不如大清之说。当时，人心思治，社会上的普遍心理，是以为只有袁世凯才能力挽乱局，所谓“非袁不可”，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而袁世凯自己，大约也觉得天降大任，责无旁贷吧。

筹安会便于此刻登台亮相。按照杨度的说法，这是个研究学理的组织，“专就吾国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进行探讨。发起者六人，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人称“六君子”。这六个人，杨度既为发起人，也是其中的关键角色，孙、胡、李都是革命元勋，刘师培是渊博的国学大师，严复则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西学的领军人物。

这里单说严复。在筹安会的六个人中，严复的态度最微妙，也最有意味。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不难判断，严复列名筹安会是被迫的，并非他的本意。所以，即使是在袁世凯死后，有人主张惩办帝制祸首时，亲友无不劝其远避，而他的态度仍是“俯仰无愧怍”，泰然处之，乃至“家人强舁篮舆登火车始至天津暂避”。后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严复不在其中。《大公报》曾发表《严复与冯国璋书》，其中写道：“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实，得及宽政，不然，复纵百口，岂能自辩？”

这是严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列名筹安会一事辩护。民国八年，侯毅所作《筹安盗名记》，在上海某报发表，并很快被南北各报转载。文章详述了袁世凯指使杨度强拉严复列名筹安会，参与活动，撰写反驳梁启超的文章，写劝进书的全过程。侯毅，字疑始，又字雪农，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在诗文方面师事严复。他作此文，目的是为老师辩诬。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人“摭拾旧闻，撰为记传”，但“强半多出于附会讹传，甚或向壁虚造”，辗转流传，散布坊肆，“深悉当时委细者，至今犹寥寥无几人”。而他是严复身边的见证人，“当侯官处荆棘中，筹所以应付之道，不佞盖尝与借箸之谋，故知之至详且尽”，言论都是“信而有征”的。所以，他才“撮其始末撰为此记，俾今后读掌故者知所参政焉”。

他在这篇文章中澄清了几个问题。其一，杨度曾两度登门游说严复加入筹安会，被严复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国经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今日国体既大定，岂遂别无改善之道，君主之制所赖以维系者，厥唯人君之威严，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谓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者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并且直言：“此会苟成立，天下恐从此多事矣。”其二，未取得严复同意，便将其列名筹安会发起人中，并公诸报端。其三，听从学生建议，凡会中一切活动，都称病谢绝，始终没有参与，直到筹安会解散，也不曾进过石驸马大街筹安会的大门。其四，袁世凯以威逼利诱等手段，胁迫他撰写批驳梁任公的文章，亦被他拒绝了。其五，筹安会发起者六人，五人都写了劝进之文，只有严复没写。“侯官最以文学著称，终洪宪之世，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也。”

严复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早年在英国留学期间，郭嵩焘先生对他的看法是“气性太涉狂易”，担心他“负气太盛”，而“终必无成”。但经过几十年官场与社会的磨炼和煎熬，此时的严复，已不复少年时的锐气锋芒，倒是多了些理智的思考、现实的算计和性情的涵养。不过，他骨子里那种自负、孤傲之气并未完全消失，只是潜藏在他与朋友的通信中。因而，我们看他的公众形象与私密形象有时会觉得不很一致。就像此时，他从杨度派人送来的信中得知，拉他作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是袁世凯的意思，“固辞恐不便”，则显得“仓卒不知所措”，急忙打电话叫学生来商量对策。侯毅的意见是“先生既不勉强附和其事，惟有登报声明盗名而已”。但考虑到袁世凯不会轻易放过他，他又不能“乘夜潜逸”，所以，“踟蹰久之，对侯毅说：‘吾年且耄而哮喘，时作张俭望门投止，殊非所堪。’”。严复此时提到张俭，或有深意存焉。张俭乃东汉名士，因党锢之祸被迫流亡，仓惶之中，见到人家就去投宿。党锢解除之后，建安初年，朝廷征召他为卫尉，不得已他接受了任命。而一旦看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他便将大门紧闭，车驾也悬挂起来，表示不再过问政事。严复自比张俭，表面上是说，我年纪大了，又患有哮喘病，不能像张俭那样亡命天涯；更深一层，未必不想借此婉转地表达拒绝与袁世凯合作的态度。

严复向来是以“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名于世的，但在洪宪帝制运动中，他却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有人盗用他的名义为筹安会装点门面的时候，他也没有登报声明，揭穿盗名的真相，反而选择了忍辱负重，不惜身败名裂而缄口不言。这是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想来就是身处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之下，固有不得不如此之苦衷。据说，就在筹安会启事见于报纸的当天清晨，严复的家已被两位荷枪壮士守护起来。而他在拒绝作文批驳梁启超之后，甚至收到过以刺杀相威胁的恐吓信。所以，为自身安全起见，杨度要盗用他的名义，他也只有听之任之，却并不实际参与他们的活动。虽然没有像张俭那样将大门紧闭，车驾也悬挂起来，对政事一概不闻不问，但“于新猷赞襄盖寡，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也是士子独善其身的一种做法。故而侯毅曾安慰他道：“明哲保身，先圣所取。”

后人谈起严复对筹安会盗用其名的隐忍，除了同情、理解他因所处环境之恶劣，不得不选择沉默，也看到他的政治主张。他对中国政治现状及特殊国情的分析，与杨度、古德诺其实并无分歧，甚至是高度一致的。这或许是他并不急于公开不肯列名筹安会的内在原因。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严复对共和、革命及政党政治，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其是造成中国内乱的总根源。武昌打响第一枪后不久，他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便抱怨“灾祸”来了，惊呼“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他担心种族革命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西方列强可能乘机瓜分中国，“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贫弱腐败，汉人与有罪焉”，不能完全归罪于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