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末日中的徐世昌（3）

在这里，袁世凯所说未必都是心里话，但也不全是假话。他的确看到了此次叛乱与以往的不同，就在于“纪律严明，宗旨正大，外人与教民之生命财产实力保护，较之拳匪发捻等野蛮行为，几有霄壤之判”。所以，单纯以军事力量不足以平定此次叛乱，而且，仅仅以一个“湖广总督”的身份，也未必能让他有所作为，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之叹。就此而言，他向清廷要条件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提出的要求不是六项，而是八项，此事见于八月二十七日他写给张镇芳的复信。张是袁的表兄弟，也是袁在政治上的亲信，二十五日，他致信袁世凯，建议袁抓住时机，应召出山。虽然距袁给徐世昌写信只有三天，但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作出决定，准备接受清廷的召唤，于是才有了对奕劻恳求“断不能辞”和“力疾一行”的态度转变。他在信中告诉张镇芳，他不仅已经“具折谢恩”，而且“开具节略八条”，主要内容为：“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他将这个“节略八条”交给时任邮传部副大臣的阮忠枢，请他带到北京面呈奕劻、那桐和徐世昌。应当承认，他在这里所要求的，包括兵源、军饷和独立指挥权，都是一个将赴战场的军事将领所必需的。所以，清廷接受他的“八条”，也没有太大的阻碍。

遗憾的是，袁世凯在信中提到的这个“节略八条”，至今未见公私收藏的单独文本公布。然而，“八条”之外，是否还有个“六条”呢？应当没有这个可能。就“六条”的内容来看，武昌起义之初，清廷的诉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即剿抚，并未涉及解决政治的问题，也还谈不上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和解除党禁之类的措施。从袁世凯的角度说，他未必不了解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变革是解决当时政治危机的根本出路，但以他的智慧，在刚刚起复的时候，他未必会这样做。九月初三日，天津《大公报》有一则报道，将袁世凯此时的心态分析得相当准确，作者写道：“项城曾私向人云，此次之乱，若但向皮毛上求治，未尝不能奏效，但为国之道，其根本所在，贵能实行立宪。实行立宪，即当建设责任内阁，化除满汉畛域。某所持之政见如此。但此刻军务吃紧，又不便行奏陈，贻人口实，似乎藉此要挟，且邻于推卸，此则某所不敢当者也。”

实际上，自武昌新军起事，徐世昌就不轻松。作为内阁成员、协理大臣，他不能不为此承担责任，而且逃无可逃。原因就在于，铁路国有政策之颁行，由于未能先交资政院妥议，已经违反了责任内阁制的程序，犯规在先，而在实际操作中又激生变乱，引发不良后果。所以，在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的前一天，清廷下诏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而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交该衙门议处。十一日，皇族内阁宣布集体辞职，并提名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九日，资政院批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三日，袁世凯入京组阁。这一天，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慰亭到京，访谈良久。”此后几天，日记中均见他与袁世凯久别重逢的频繁交往，可见期待已久。

这时的徐世昌，已被清廷改授为军咨大臣，取代载涛之地位。所有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则交给袁世凯节制调遣，随时会商军咨大臣办理。至此，少年亲贵煞费苦心从袁世凯手中夺得之军权，一举而归诸袁世凯及北洋军系掌握。此后，徐世昌“专办军咨府事”，并参与袁世凯组阁。军咨府纯系满兵，饷优械利皆在北洋及各省新军之上，专司拱卫京师之责。载涛虽然已卸军咨府职，名义上仍统辖禁卫军。袁世凯遂令其率禁卫军南征武汉。载涛畏怯，乃自请添派禁卫军训练大臣。十月十二日，袁世凯即奏派徐世昌专司训练，以收禁卫军之权。载沣知道这是袁世凯在施加压力，遂于十六日向隆裕太后面奏，请退监国摄政王之位，自归藩邸，不再预政。隆裕准其所奏，发布懿旨，并称“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从私人角度说，这是袁世凯逼退载沣，而从政治上说，却是代表宪政的内阁战胜君主。总之，皇帝、皇室尽失其屏障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故此，隆裕在此诏中特别授予世续、徐世昌为太保，以“保卫圣躬”为职责。这一举动实寓有“托孤”意味。徐世昌自觉“无任惶悚”，第二天即“具疏恳辞”，然而清廷不准，谓“该大学士宅心正大，老成可恃，是以授为太保，正当抒发忠爱，不辞劳瘁，所请收回成命之处，应无庸议”。

有人说，载沣退居藩邸之诏书即由徐世昌草拟。他的确也很忠于职守，几乎每天到毓庆宫伺候。这是宣统帝每日随英文老师庄士敦读书的地方，他在这里并无具体事情可做，但仍表现得十分恭敬。殊不知他与袁世凯的关系，绝非常人可以想象，更不足为皇室这些糊涂虫可知。他们希望徐世昌“抒发忠爱”，实在是看错了人。清朝、民国递嬗之际，徐世昌或碍于身份，公开场合总是给人一种唯唯诺诺、无所表现的印象，但实际上，凡遇重大问题，袁世凯必向他征求意见。袁世凯在攻克汉口、汉阳后，态度发生急遽转变，由剿而抚，由抚而和，此中奥妙似乎只有徐世昌才能说得清楚。而南北和谈，议定召开国民大会，将共和立宪付诸公决，以解决国体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袁世凯觉得此事很难向宫廷和顽固亲贵开口，乃请徐世昌先行密陈庆亲王奕劻，得到他的首肯后，再到庆王府商议，可见徐世昌居中协调的重要作用。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宣布宣统帝退位诏书，命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诏书虽系张謇起草，但发表之前，据说袁世凯左右增加了“授彼全权”一语。这段话表明了袁氏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清廷，非得之于民军，为南方政府万一不履行推袁任总统的承诺留一伏笔。有人认为这一笔非徐世昌不可为：

彼虽位居清室太保及大学士，而于世凯为患难兄弟之交，祸福与共，自袁入京，凡事咨商，徐以避人耳目之故，退藏于密，形迹不甚显露，事后复效金人之缄口，致有关记载之资料绝鲜。然前云载沣退归藩邸之诏书，既由世昌所手草，则此一关系重大之逊位诏稿，宁不经其事先寓目，为之增改，恰如分际？乃至插入诸语，纯为世凯个人前途利害设想，自更得其参酌意见而后可，似此老谋深算，棋争一着，亦非久历仕途夙具政治经验者莫办，是所谓“某巨公”，舍世昌其谁欤？况“袁左右”之参与高度机密者，又孰能与世昌抗衡耶？此种推论，容或不免于“大胆的假设”，试一究之事实，则颇相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