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3）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质疑乃至扼杀。清末著名经学家朱一新就曾写信给他，逐条纠正他的错误，比如他说：“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他的意思是想告诉康有为，汉代所说的改制，是指礼仪方面的改革，所依据的《王制》，也是汉儒后来得到的，应该说是“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至于《论语》、“六经”以及诸子，更不能全用“公羊家法”来解释，他说得很肯定：“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群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他尤为担心的是，康有为如此推重“公羊”，只讲“张三世”“通三统”，不讲“异内外”，是很危险的，“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

朱一新独具慧眼，是看得很准的。在他，以为“用夷变夏”是很危险的事，殊不知，康有为要的就是“用夷变夏”呀！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肯定了康有为作为历史开创者的贡献，他说：“康有为采用了这些观点，是为了改革儒学，使儒学与近代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并付诸行动，从而为权威的儒学提供了最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但是，以捍卫学术正统、维护现有体制自任的人，绝不可能像朱一新这样，书生气十足地与他讨论问题，客气的如翁同龢，会称他“说经家一野狐”，表示“惊诧不已”。而在那些顽固守旧的人看来，康有为这样做就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除之不足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就在《新学伪经考》问世后不久，一个叫余联沅的人上了弹劾康有为的奏章，要求将此书立即销毁，并警告各地书院生徒及所属士子，不要被康有为迷惑。至于康有为这个人如何处置，则请皇帝自己拿主意。光绪帝当日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让他查明情况，如果该书确系离经叛道，就当即销毁，对康有为，则放了一马。

实际上，从甲午到戊戌，康、梁在为变法维新四处奔走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势力的围攻、诋毁、诬陷、谩骂，可谓数不胜数，从未断绝。张之洞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围绕在他身边的梁鼎芬等人，都对康、梁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其中原委固有学术上的分歧，张之洞对康的独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为文明教主，用孔子纪年，都是难以认同的，但他很少做学术上的辩难、商榷，而是直接对康的学说做政治理念的解读和政治企图的判断，并上纲上线，认为康有谋反之嫌，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怕是一种诛心之论，欲陷康、梁于险境也，而欲置康、梁于死地的，还有湖南的叶德辉之流。他们要捍卫纲常名教，自然视康、梁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等于是拉开了戊戌政变的序幕。

应当看到，当年，无论是仇视康、梁，反对康、梁，还是支持康、梁，拥护康、梁的人，没有不把他们视为戊戌变法主谋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戊戌变法的历史或当改写，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另当别论。由于戊戌变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败，今天有些人责备康有为，以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鲁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执、激进、固执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说了一些假话，或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进而怀疑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其实是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近来，颇有人在贬低康、梁的同时，为张之洞张目，认为在康、梁变法之外，另有变法的稳健派在，并以张之洞为代表。又借陈寅恪所言，辩称戊戌变法在当时“盖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受了康有为的蛊惑，未能采纳如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张，戊戌变法也许不会失败。姑且不论历史不能假设，即使是陈寅恪所言，也并非引述者所理解的意思。这段话写于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是这么说的：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既划清了与康有为的界限，也表明了家学渊源是在郭嵩焘这一脉，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念自然不同。且不谈张之洞的改革变法究竟如何，其人品也是很差的。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在得到慈禧再度归政的消息后，马上致电大学士孙家鼐：“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落井下石如此，也算少见了。难怪孙宝瑄要在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记下这样一笔：

微阴，枚叔过谈。今日中国之反覆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难知也。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有时真的很不容易。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康有为时就曾指出，世界上有“应时之人物”，亦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之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他还说，康有为就是一位“先时之人物”，“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康先生全都具备，“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值此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梁启超的这段话，也许不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