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2）

康、梁历来被人们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们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则证明，在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并非实事求是，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这些学者指出，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他们。而且，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背后操纵他们。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修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遮蔽历史真相的“另一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将康、梁虚无化的过程中，这场运动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被消解了。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康、梁从未置身事外。倒是一些过来人看到了这点儿“真相”，肯在其记述中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季，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在其所作《公车上书记》中亦写道：“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他在这里所说，即康有为以一昼两夜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后来被称作“公车上书”。虽然此书最终未曾向都察院呈递，但经过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的誊抄，并在各省举子中广为传阅，使得康有为“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的主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就归于沉寂了。王公大臣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京城亦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康氏弟子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曾写道：“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康有为并没有因此气馁，他选择了继续向皇帝和枢臣申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公车上书”之后的闰五月初，他便将《上清帝第三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递交到都察院。此书是在《上清帝第二书》的基础上改写的。考虑到前一次上书未能呈递上去，于是，他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增加了富国、养民、教民、治兵以及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广聚人才等内容，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设立“议郎”的建议：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

在这里，康有为明确表达了兴民权、抑君权的意愿和要求，以及他对西方议会制民主的理解。他们这一代学者恰逢新旧交替的时代，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无非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罢了。所以，康有为要借汉制“议郎”来表达他变法改制的意图，在他，只能这样做，在光绪，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康有为想要说什么。幸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屡屡上书，只有这次，经都察院代为呈递，很快呈现在光绪皇帝面前。有证据表明，在甲午战败之后，光绪帝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就是看了康有为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条陈产生的。于是，就在当月，光绪便颁布了著名的自强谕旨，发出了明确的改革信号。据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同时，朝廷罢免了保守派孙毓汶、徐用仪。看上去，一时朝野上下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

康有为的改革变法思想最“猛烈的宣传运动者”，非梁启超莫属。对梁启超来说，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是万木草堂的学长、康有为的大弟子。此后，他追随康有为，办报办学，鼓吹变法维新，名重一时，甚至超过康有为。他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每一册出，风行海内，自是谈变法自强者，成为风气”。随后他受聘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为总教习，专门阐发康氏一家之学，直到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思想为之一变，才逐渐摆脱康氏思想的羁绊。

康有为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曾说，其思想三十岁前已经完成。这种说法亦可看作康有为好为大言的证据。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戊午，三十岁应为光绪十四年戊子。这一年，康有为以《上清帝第一书》而博得大名。离京前，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将廖平所作《今古学考》送给他，本意是劝他勿谈国事，把兴趣转移到训诂考据上来。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反而成全了他，居然让他从这里找到了支持变法改革的历史依据。大约两三年后，他在《今古学考》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轰动朝野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从朴素的哀民生之艰、悼国事之危，向理论建构提升的标志之一。至此才能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改革方案，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就是经他改造的经今文学，其中包括孔子托古改制，尊孔子为文明教主，又倡《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强调历史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向前发展，破除了中国历史上一贯厚古薄今、古胜于今的观念，取消了古人对于今人的典范作用，祖宗家法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说康有为激进的话，那么，其政改方案的激进恰恰来自其学术理念的激进。他的《新学伪经考》更是质疑两汉以来的经学主流，将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六经”皆称为“新学伪经”，实际上是对整个古代文明的否定，表现出更加激进的思想面貌。有意思的是，虽然后来有些人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康氏的激进造成的，但戊戌政变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吸取激进的教训，反而变得更加激进了，其中的原因也十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