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要求群臣读的是部什么书？（3）

冯桂芬最初将书稿寄呈曾国藩的时候，只称《校邠庐初稿》，此后改为《校邠庐抗议》。他在自序中说，书名“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查《后汉书·赵壹传》，并无“抗议”一词，据传中所述，赵壹不得志，自京城返乡，途经太守皇甫规府第，受到门人冷落，愤而离去。皇甫规闻报后大惊，赶忙写信表示道歉，请他原谅。他在复信中说：“实望仁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用词虽稍有不同，用意则并无大的出入，也是表明位卑而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至于“校邠”二字，似乎是要纠正周人之祖居邠时对外族实行的恕道，其中未尝不隐含着对朝廷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的不满。

冯桂芬在世时，考虑到书中所“抗议”的内容可能会触犯“时忌”，一直未将此书公开刊行。朋友们也觉得，书中有些议论过于激烈，搞不好会给他招来祸患，建议他谨慎行事。冯桂芬去世后，其子为他编辑文集《显志堂稿》，而《校邠庐抗议》是否收录其中，收多少，怎么收，都是绕不过去的难题。最后，其子决定只收事关经济改革的内容，至于言辞比较激烈的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则一概舍去。由此可见当时的言论尺度，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船炮比中国强，却不能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比中国更优越。尽管徐继畬早在《瀛寰志略》中就已介绍过英美的民主政治，并深刻认识到这才是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背后的原动力，但冯桂芬似乎只能将自己的言论限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然而，这并不表明冯桂芬是以军事技术的改进为帝国变法自强的必由之路，至少，他还明确批评过西洋富强之术在艺不在教的意见。朱维铮相信：“无可置疑的是他为帝国‘自改革’确定了新的取向。”

直到光绪九年，《校邠庐抗议》才由天津广仁堂首次刊行，此时距冯桂芬离世已经九年，距其成书也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不久，冯桂芬次子冯芳植署理江西饶州府，于是又有豫章刻本问世。时任江西学政的陈宝琛还为之作了一篇序，并将此书比作贾谊的《治安策》。光绪十年，著名学者谭献在日记中写下了读此书的感想，他说：“阅冯敬亭中允《校邠庐抗议》四十篇，龂龂凿凿，若可见诸施行。而所言保举、裁官两大端，皆欲用乡董。天下事有三代下必不可复古者，如士大夫居乡，一涉用人行政，鲜有不乱。”他批评冯桂芬，以为不该用三代的经验来附会当下的情势。其实，冯桂芬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认识，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此，复古是行不通的。不过他说：“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

无论如何，冯桂芬在寻找帝国变法自强的思想资源时，并非如他所言，仅以“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他更注重的倒不如说是“羼以夷说”。在这里，与其说他要复“三代”之古，不如说他是以“三代”之古为障眼法，骨子里还是强调学习西法之必要。主张变法革新的内阁大学士阔普通武就看得很清楚，他在签注中写道：“全书精粹最妙者有二语：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旨哉斯言，千古名论也。现值庶政维新，诚本此二语以行之，深合乎穷变通久之大旨焉。”这里所谓“古先”，就包括了祖宗成法，而所谓“蛮貊”，自然是指西方列强。很显然，他以善与不善为标准，并不以“古先”或“蛮貊”为标准。如果“蛮貊”的办法可以富国强兵，他宁愿学习“蛮貊”的办法。这也是深合光绪皇帝心愿的，他从甲午战争中老大中国败于小小日本的事实看到，中国要实现自强，除了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没有别的路可走。虽然这时的舆论环境与三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康、梁在他们的论著中已经把帝国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全面变革，尤其是帝制的更新，但朝廷中不是所有官员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种意见。人们对于祖宗之法能不能变，西方的东西能不能学，学什么，怎么学，还是有很大争议的。拥护的呼声很高，反对的声音也不低。光绪皇帝要求群臣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发表意见，不能说没有借此统一思想认识的考虑。只不过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西化”遂被慈禧与义和团的疯狂排外所取代，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逃亡西安，而《辛丑条约》的签订，更让中国付出了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惨痛代价。

著名报人、改良思想家王韬谈到冯桂芬和他的《校邠庐抗议》，看法最为透彻，也最有代表性，他说：

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骄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贾长沙、陈同甫逊此剀切矣，今日知先生者尚有人，而行先生之言者，恐无其人矣。

这是真知冯桂芬者。百余年之后，我们再读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并为之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