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三百年前的中国《人权宣言》（2）

顷过蓟门，见贵门人，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顾炎武的这番话提醒我们，古代君子研究天下兴亡盛衰之道，条具为治大法，犹如今天所谓顶层设计。他们也许生不逢时，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让自己的思想成果烂在肚子里，因此，总要著书立说，以待后起之王天下者，能“得而师之”。黄宗羲撰写《明夷待访录》时大约就是这么想的，他在“序言”中把写作动机以及思想脉络交代得清清楚楚。元明之交的大学者胡翰曾以“十二运”来解释历史治乱的缘由，他由此得到很大启发。他说：“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胡翰是如何推演天道治乱的，我们不得而知，从黄宗羲的叙述中也只能窥见一斑。按照“十二运”的推算办法，自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直到当时，即康熙二年癸卯，总共是二千一百四十年，“皆在一乱之运”当中。这就是说，从战国开始，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康熙初，皆为乱世，而“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何为“大壮”？我们知道，“大壮”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根据卦象分析，此卦为四阳二阴，四阳大而下，有强大壮盛之势，故为大壮。总之是个大吉大利的卦，或“始得一治”，也未可知。至于为何要在“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其中的奥秘，我们是很难了解的，且不必管它。黄宗羲对《周易》素有研究，著有《易学象数论》六卷，他是相信易学可以推演政治历史乃至万事万物规律的。胡翰的假说既能说服他，也就使他先前关于为何三代以下有乱无治的困惑得到了解释。既然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他不能不做点事，以尽一个士君子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意思在书名中也有体现。“明夷”即是《周易》的卦名，所指为光明受到伤害，时代处于黑暗之中，但不能放弃，仍需在艰难中守着正道。

由此可知，黄宗羲的这部《明夷待访录》不是针对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治国方略，更不是写给康熙这个特定皇帝的“条陈”，甚至也不同于今天仍然幻想着要做“帝王师”的学人搞的所谓顶层设计，而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探求君主制的兴衰演变、利弊得失，并提出自己关于国体、政体改革的方案。在他的心目中，顾炎武所谓后起之王者，并非某位应运而生的君主，他既敢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怎肯把未来天下大治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圣主的身上呢？在政体的主客关系上，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这其实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另一种说法。如果说黄宗羲有民主主义思想，那么这部书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明夷待访录》，已经不是全部。清代学者全祖望在为该书所作“跋”中指出：“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仅就目前所见而言，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原君》为全书之首，在此篇，黄宗羲开宗明义，提出了“君为民害”论，指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在这里，他的质疑已经直指君主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认为，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是天下请来的客卿，是为公众办事的。他所强调的正是“天下利害之权”在民不在君，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难怪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三百多年前中国的《人权宣言》。

《原臣》篇紧承《原君》而来，在“民主君客”的基础上，廓清君臣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臣之责任在于“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进而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并以伐木为喻，认为“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这种君臣关系如果实行起来，颇类似于现代总统制或内阁制中总统、内阁总理与政府官员们的关系。至于《置相》篇，则是针对宰相一职的专论。宰相也是臣，是职权最大的臣，它的存在，其实是要以相权制约君权，君可以诛宰相，任免宰相，但不能直接管理政府，政府六部向宰相负责，而不必向君负责，君所能直接管理者，只限于皇族和宫廷。在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似乎已经有了责任内阁制的萌芽。

再看《原法》篇，本篇强调法的公平与公正。立法首先要区分，法是为天下之利而设，还是为一己之私而设。他批评三代以后之法，“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立法的目的就为了保护一己的既得利益，这样的法只能谓之私法，而非公法。这种私法的问题就在于，“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其结果正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极权专制的法治，最终都将走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