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中国的路德？（4）

李贽在这里以他自己的方式强调了众生平等。既然人人都是圣人，也就无所谓圣人，更不必求教于圣人，于是有“为己之学”的提出。他说：“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固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而他的“为己之学”，首先是解决个人精神上的困惑，以求自我解脱。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他在离开黄安，徙居麻城后，曾写信给老朋友邓石阳，解释自己之所以学佛，绝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弃人伦，离妻室”，而是为探究自身之生命底蕴，即自我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以及如何使自我生命得以适情快意。所以他说：“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李贽以“为己”“自适”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所以，他很强调“真”而痛恨“假”。具体言之，他的“真”要求将自我真实人格作不加遮饰的显露，而无意为自我设置固定之框架。这与王阳明所谓“真我”比较接近，而王阳明的“真我”，也就是所谓良知。但王阳明的良知，最终还要落实到治国平天下上，从未给个体自我留下一个适当的位置，而李贽的为己求真，却是实实在在地落在每个个体的自我之上。李贽坦言：“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又说：“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在晚明社会，虽然自私与享乐已成为世间普遍认同的人生目的，但如李贽这样坦诚道出真相的人，恐怕不多，更多存在的还是心口不一或言行背离的假道学。周思久与耿定理在麻城龙湖论学时就曾提出，耿定向“重名教”，李卓吾“识真机”。但耿定向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虽然后来周思久解释说，“重名教”就是“以继往开来为重”，“识真机”则“以任真自得为趣”，耿定向依然不能认可，在《又与周柳塘》中郑重指出：“夫孔孟之学学求真耳，其教教求真耳。舍此一‘真’，何以继往？何以开来哉？”这与他在另一场合批评李贽的“率性”时所用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从儒学出发，对李贽的率性、率真、真机或超脱等加以解释。殊不知，李贽的思想中更多地吸收了陆王心学、佛学、禅学以及老庄的内容。他作过一篇《三教归儒说》，这个“儒”，已经不是世人所理解的“修、齐、治、平”之儒，也不是要三教均服务于伦理教化。在他看来，三教所追求的，都是舍弃功名富贵乃至天下而求道，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都是得以解脱的隐人高士，因此，对三教来说，归隐求道才是圣人之所当为。

李贽死于万历三十年。这一年的闰二月壬寅，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邪说惑众，遂逮下狱。此时，李贽已七十六岁高龄，系狱日久，病痛之余，“唯愿一棒了当为快耳”，已下定宁死不受辱，唯求速死的决心。三月十五日，他呼侍者剃发，持剃刀自刭，至十六日长逝。袁中道《李温陵传》写道：“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李贽死后三百年，有位邓秋枚先生，看到了李贽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价值，他说：“卓吾之学与其理想，皆极高妙，不肯依傍人。其集中之作，屡于孔子有微词。自王充《问孔》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实惟先生。则其中之所主，必具有大识力者矣。其书明季两遭禁毁，而刊本犹留宇宙者，则以其申言佛理，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于明季帖括专制，学术束缚之极，而得李氏一为摧荡廓清，故人之嗜爱其说者多也。至今日，学术大通，万端竞进，而卓吾之学，益得以见称于时，然则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在引述了邓秋枚对李贽的这番评价之后，吴虞更借孟德斯鸠的话，盛赞明末思想解放、“异端”横行是一种新的气象，“守旧开新，各成其学”，他认为，专制国家腐败覆亡的责任，应该由“人君与官吏”承担，不能“以兴亡之运苛责一二无聊之学者”。拿李贽和西方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做比较，固然有其相近之处，但在个人命运上，与其说他近似路德，倒不如说他更近似孤独的卡斯特利奥。如果说皇帝和国王曾经庇护过路德的话，那么，李贽就像卡斯特利奥一样，不能指望得到万历皇帝，抑或当时的首辅或学界领袖的庇护。诚然，有人将李贽视为明末“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启蒙者，但是也应看到，李贽的“自由”“独立”“率性”“超脱”，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一种空无境界，是个体人生的随性无碍，从而走向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然而，由于其中缺少一种协调共同体内部关系的内容，所以，就很难像西方宗教改革一样，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出协调人类社会共同体内部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进而形成互相尊重、和谐共存的宽容精神，最终造就现代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仅此而言，宗教改革功莫大焉，晚明的思想解放终难望其项背。这不是李贽个人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文明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决定的。所以，黄仁宇才认为，在大明王朝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