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疾荷残说老莲(3)
书名: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作者名:解玺璋本章字数:2024更新时间:2024-06-05 16:04:45
虽然前途渺茫,但他相信,只要努力,希望还是有的。是什么支持他如此执着地追求功名而绝不轻言放弃呢?说到底就是作为人子的事亲之道。他认为,事亲之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尊荣,所谓“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一个是温饱,所谓“使老母饱官饭一盂,愿足矣”。这是人子应尽义务,陈洪绶也不能例外,尽管此时他的父母和发妻均已去世。为此,他在崇祯五年和崇祯十三年又有两次北上京师之举。特别是后面这次,他选择了以“纳赀”的方式,入国子监读书。对经历了多次乡试失利而功名之心犹未断绝的他来说,这是一条捷径,也是他博取功名的最后机会。然而,正是在这里,官场的腐败龌龊,以及士人对时局的束手无策,让他大失所望。先是他的老师黄道周为弹劾杨嗣昌一事,直言抗辩,惹恼了崇祯,被直降六级,贬谪为江西按察司照磨,正九品。后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的名义上疏举荐黄道周,引起崇祯的猜忌,崇祯索性将二人押解到京城,每人杖八十,打入刑部大牢,本欲治重罪,由于几位大臣力谏,改为充军广西。就在这一年,即崇祯十三年的闰月中,他的另一位老师刘宗周,又因上疏救言官姜埰、熊开元而触犯了皇帝,竟被贬斥为平民。严酷的现实终于让陈洪绶迷途知返,他“深悔当时何不弃去,半年怀负国之惭,今则弃去矣”。崇祯十六年秋,他借口家中有事,离开京城,回到故乡。至此,他才体会到不被功名束缚的喜悦。
此时已是大明王朝覆灭的前夜。他以大半生为代价,终于弄明白一个道理—最是当官不自由。甲申之乱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开科取士,有些朋友劝他不妨一试,被他严词拒绝了。他在诗中写道:
二王莫劝我为官,我若为官官必瘝。几点落梅浮绿酒,一双醉眼看青山。
这种轻松闲适的背后,其实是报国无门、国事无望带来的愤懑和痛苦。很快,师友们纷纷死节殉国的消息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自我折磨。开始是情感宣泄,据孟远《陈洪绶传》记载:“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不消说,陈洪绶在这里所宣泄的不仅是亡国之痛,还有与师友阴阳诀别之痛,更是自责、自辱、自悔、自废之痛。特别是王毓蓍的死,给予他更大,也更强烈的压力。王毓蓍是他少年求学蕺山的同窗,后来结成儿女亲家,关系极为密切。甲申年六月,杭州陷落,王毓蓍投柳桥河自尽。据说,他在投河之前,还曾给老师刘宗周写信,敦促其自尽。《绍兴府志》卷五六《王毓蓍传》记载了当时的情景:“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
这里提到的“一友”,有人认为即陈洪绶。他在王毓蓍死后所作《挽王正义先生》长诗中,也提到曾经劝阻王毓蓍不要殉节,但遭到王氏的斥责。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揣摩陈洪绶没有死节的内心活动,是想效仿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曾在东晋末年做过一任小官,晋室灭亡时,他没有殉节;刘宋时再度出仕为官,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辞官归隐。虽然陶渊明没有为晋室殉节,但他的高尚节操,仍为后世文人所推崇。这大概就是明亡后陈洪绶首先想到陶渊明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与一些官至高位的师友不同,如老师刘宗周、黄道周,好友倪元璐,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明王朝殉节,但他“不是金华殿里人,又无名教责其身”,似乎可以不死。所以,他劝同为秀才的王毓蓍顾惜儿女尚幼—“弱女方窥户,雏儿怯负薪”,不妨效法陶渊明,归隐田园。但王毓蓍却有他的担心,“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我们都是贪恋声色之人,如果不能即刻赴死,时间长了,则很难坚守节操。有些话他也许不便说,仅就儒家对于士君子的“潜德”规范而言,是不赞成以养亲、抚孤为理由拒绝死义全节的,“徒以全躯保妻子为幸,孟子所谓小丈夫也”“非君子之所谓贞也”。
陈洪绶选择了不死。然而,他活得却并不轻松。他常常因触景生情而感到内心不安,经过从前做秀才时与友朋一起读书的学堂,他便觉得自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捕及避免剃发的耻辱,他在诸暨的云门寺落发为僧。但佛门的清静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改号悔迟、悔僧,一个“悔”字,便将他内心的纠结展露无遗。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是这么写的:“大兵渡江东,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语言,昔日之皆非也。”总之,他的这个“悔”字,包含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所谓“自悔曾为世俗儒”,或许是对当初追逐功名的否定,只不过这种否定的背后深藏着理想破灭之后的心有不甘,这使得他的晚年生活抑郁多于舒畅。内心的煎熬始终折磨着他,唯有靠更加疯狂地酗酒来麻醉自己,他的健康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西湖的山光水色给了他一些抚慰,但他的人生已不可逆转,终于在顺治九年的深秋时节,走完了一个伟大艺术家五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一出人生悲剧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