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疾荷残说老莲（2）

陈洪绶是个天才少年，很小就显露出令人惊叹的绘画才能。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在他四岁，那时他正在来氏私塾读书。这家私塾的主人来斯行，后来成了他的岳丈。清代大文人朱彝尊在《陈洪绶传》中记述了这个故事：

年四岁，就塾妇翁家。翁家方治室，以粉垩壁。既出，诫童子曰：“毋污我壁。”洪绶入视良久，绐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画汉前将军关侯像，长十尺余，拱而立。童子至，惶惧号哭，闻于翁。翁见侯像，惊下拜，遂以室奉侯。

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不高，细节尤为夸张。《清史稿》中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比较简略：“幼适妇翁家，登案画关壮缪像于素壁，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四岁的孩子，三尺幼童，画了一幅至少超过他身高两倍的关公像，光是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成年人产生惊异感，何况他画得颇有些神似民间流行的关公画像，人们自然视他为神童，他也因此获得了读书之余学画的机会。最初为他启蒙的是当地极负盛名的画家蓝瑛和孙杕。但是，这个学生的绘画才能很快就让二位老师发出了自愧不如的感叹，他们“见而奇之曰：‘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吴道子在中国画史上被尊为“画圣”，赵孟頫在元朝也是一代书画宗师。他们认为，如果陈洪绶学画有成，即使是吴道子、赵孟頫这样的大师也只能甘拜下风，他们这样的画家还敢提一下画笔吗？

在绘画方面，陈洪绶成名甚早。十四岁那年，他的画就有了市场号召力，把他的画悬于市中，立刻就会有人出钱买走。但是，无论他自己，还是陈氏家族，都不认为绘画是人生正途。诸暨枫桥陈家是世代相传的诗礼簪缨之族，祖上几代都在朝廷做官，只是到了陈洪绶的父亲陈于朝这一辈，科场失利，仕途受阻，才造成了家道中落的局面。于是，陈氏家族就把希望寄托在陈洪绶身上。陈洪绶十八岁，新婚不久，就拜在儒学大师刘宗周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越之山阴人，万历辛丑进士，后因弹劾魏忠贤与客氏，削籍归里。崇祯二年己巳，他被起用为顺天府尹。此时的崇祯，求治太急，用人太苛，又重赋敛，严刑罚，刘宗周认为“此刑名之术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义之说进。”具体言之即：“上天重民命，则刑罚宜剩，请除诏狱；上天厚民生，则赋敛宜缓，请除新饷。”崇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嘲笑他的迂阔，刘宗周于是请归。后召其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又升左都御史，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以言获罪，他直言相救，得罪了崇祯，遂被革职。清军南下，浙省降清，他恸哭曰：“此余正命之时也。”终以“与土为存亡”的理由，“绝食二十日而卒”，时年六十八岁。

刘宗周讲学大约在“削籍归里”之后，地点就在绍兴蕺山，故人称蕺山先生。陈洪绶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学的。他在这里读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基本上是在此时形成的。刘宗周使他对一个儒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学习如何砥砺节操，并开始关注社稷民生。但他毕竟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习惯了恣肆放纵的生活，对于儒家那一套修身养性、静坐涵养的功夫，他几乎无法忍受。没过多久，他就离开先生，下山去了。此后，他又有过几次读书的打算，但长则数月，短则只维持了五天，就因为文友的邀约而离开了书房。这期间，他登上了科举求仕的第一级台阶。二十一岁那年，他终于经县考得名，进了秀才，官称“生员”。此后的四年之中，他大约参加了两次乡试，都没能考中。这年的除夕，他自伤怀抱，写了一首诗：

廿五年来名不成，题诗除夕莫伤情。世间多少真男子，白发俱从此夜生。

作为他想象中的真男子，二十五岁还未取得功名，是要愁白了头发的。这说明，儒家传统人生目标—“立德”“立功”“立言”，在他内心深处，分量是很重的。尽管这个目标对他来说高不可攀，但他此时还有一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在意考试的结果。转过年来的春天，他来到北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晋升的机会。然而，在他身上，艺术家的自适任性、放浪不羁毕竟更多些，而儒家要求读书人的克己、慎独却相对较少。他的北京之行超过一年，此行除了对北京的声色游戏多有领略外，其他方面的收获微乎其微。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待到身体康复，收拾行装南归时，已是深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