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3）

第三辑我试图讨论文学的各种维度，比如现实维度、历史维度、宗教维度和思想维度。波拉尼奥的《2666》是一部敢于面对现实的深渊和坟场的小说，就像马塞拉·巴尔德斯所评价的，波拉尼奥“写《2666》的野心更为宏大：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逝者，撰写一部验尸报告”。面对现实中的暴力，波拉尼奥采用高度的写实主义和精准冷静的语调，事无巨细地记录那些可怕的人类的“罪行”。那些女性被强暴和侮辱的支离破碎的尸体，让人联想起18世纪晚期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描述战争灾难的印刻—挂在树上的身体的残肢，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尊严，但仍旧能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不过，最让我佩服的，还是波拉尼奥对当今知识分子生态的全景式的描写。《2666》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空间跨度也非常大，从拉美跨到欧洲。不仅如此，这部小说不仅融入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艺术学、海洋学、出版学、新闻学、电视学等学科，而且还跨越小说、散文、书信、传记和实地报道等文体的界限，跨越虚构小说与非虚构小说的界限，跨越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属于乔治·斯坦纳提倡的“毕达哥拉斯文体”，也就是一种广义的文体。

关于历史的维度，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在小说叙述手法、语言和寓言等各个层面上进行开拓和创新。他不仅借鉴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叙述方式，而且用印度神话来缔造属于他自己的现代隐喻、魔幻和象征，在英文写作中加入流动而驳杂的异国情调的语言风格，重新命名和书写印度历史，成功开创了一个独特的书写历史又同时超越历史的文学场域。关于文学的宗教维度，我选择讨论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和《深河》，发现他们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形式，重视表现人物灵魂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总是把人放置在心灵危机的时刻，突出心灵的不可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正如我父亲刘再复在谈到文学和宗教的关系时所说的，宗教情感总是归于“一”，而当文学表现宗教情感时，则归于“多”，即展示情感的多元和人性的复杂和深邃。以“思想”或“思考”为中心的小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罗伯特·穆齐尔、托马斯·曼、米兰·昆德拉、索尔·贝娄、库切等的小说都属于此类。昆德拉曾经在《小说的艺术》中定义这类“思索的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我们在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托马斯·曼的《魔山》和索尔·贝娄的一系列小说中，都发现思辨大于叙述，打破了哲学文体和小说文体的界限，而且这些思辨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悖论，不仅让我们看到形而上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看到各种各样的精神危机和人文危机，也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幽暗意识”。

最后一辑中，我加入了几篇随笔性的文章，谈到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和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还有马尔克斯对疾病的书写。《然而》是一部既像散文又像读书笔记的小说，这种学者似的小说形式上的创新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明白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越界，连阅读本身也可以编织成小说，连阅读本身也一样是有感情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有一个充满悖论的隐喻—废品回收站的打包工汉嘉一边把书压成垃圾，一边吸收着世界文史哲经典的精华。在书逐渐被“废弃”的当下，这部小说为我们人文精神走向衰落的时代奏了一曲动人而凄婉的挽歌。

这本小书是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对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回归。自从我2012年从马里兰大学转到香港科技大学后，开始重新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尤其是阅读当代外国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海外接受的文学训练，太重视文学理论，而不重视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且国外专科分得很细，一般东亚系的博士很少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虽然我在北大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自己阅读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比如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加缪、萨特、福克纳、卡夫卡、普鲁斯特、昆德拉、卡尔维诺等的小说名著，可是后来把重心都转移到阅读文学理论上了，反而有种“断片”的感觉，对当代外国小说越来越不熟悉。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后，因为我和父亲刘再复创办和主持一个创意写作项目，请到许多中国著名作家来港科大做驻校作家或开国际文学研讨会，如白先勇、韩少功、张炜、阎连科、余华、苏童、迟子建、李洱、骆以军、陈冠中、董启章、梁鸿、伊格言、陈楸帆、彭小莲等，我的同事和好友吴盛青教授主持诗歌部分，请到舒婷、多多、臧棣、王小妮、陈东东、池凝云、黄灿然、梁小曼、周云蓬等著名诗人来港科大参加诗歌活动，所以我有很多机会跟他们讨论文学。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著名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量远远超过我这位学院派出身的“文学博士”，我顿时有了危机感，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