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生活在政治高压的现实中，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他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释放了文学想象的魅力，让亦正亦邪的魔鬼造访莫斯科，把莫斯科文坛搅得天翻地覆。余华认为，布尔加科夫在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时候，由于不能发表，反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直接表达内心的需求，不再受现实所羁绊，在写作技法上，他“扩大了想象，缩小了现实”。令人难忘的是玛格丽特在空中美妙的飞翔，她的飞翔击碎了荒诞的现实，让被困在精神病院的大师—布尔加科夫自身的写照—得到真正的解放。玛格丽特的飞翔，如同《骑桶者》会飞行的小桶，如同《巨翅老人》年迈天使的翅膀，如同《马戏团之夜》女飞人的翅膀，都象征着文学自由的精神。

在《小说的越界》中，虽然我所讨论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并没有像《一千零一夜》《变形记》《骑桶者》《巨翅老人》《大师和玛格丽特》《马戏团之夜》那样具体地去描写飞行或飞行用的飞毯、小桶、翅膀等，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作家们都成功地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越界式”的飞翔，墨丘利脚下的飞行鞋一直伴随在他们的左右。他们的“越界”行为，带有一定的“先锋性”，就像卡夫卡曾经说过：“艺术像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谈到小说的精神时，昆德拉认为：“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的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小说要反对的，恰恰是传统观念或极权社会规定好的界限，而小说家的“越界”，不仅要有各式的飞行工具—不同的小说表现形式，而且要有巨大的勇气。波拉尼奥说过：“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这种勇气，不仅意味着作家敢于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位鲁迅式的“精神界之战士”，而且表现在他们敢于在无边无垠的宇宙时空中飞翔，探寻不可知和不确定性，探寻文学的各种表达形式。不管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不管是从博尔赫斯的阿莱夫看到无限的世界，还是从无限的世界看到阿莱夫，这些作家都不满足于我们现实中所看到的确定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而选择一次次踏入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一次次闯进看不见的城市，一次次徘徊在模糊的梦境里，试图展示更真实的人类生存状态和心灵图景。

在第一辑中，我探讨的几位女性作家，大胆地跨越了男权社会规定的“家”的边界。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在爱默生和梭罗的大自然精神里，寻找到传统家庭不可能赋予女性的自由、流浪和漂泊的力量；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通过解构、重拼以及回放的叙述方式，超越根深蒂固的种姓和性别的界限，为在历史中不留痕迹的卑微的弱者发出震撼的声音；韩国女作家韩江把女性话语立足于素食世界和植物世界，让平凡的家庭女性变成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在食肉的男权社会里，看到字里行间都写着“谋杀”的字眼。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认为面对现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的世界，“我们的问题在于—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不过，托卡尔丘克找到了碎片化的散文体，以轻盈的游离性的方式，把寓言、神话、梦境等超现实主义手法，编织在历史和现实的缝隙之中。这种游走和片段式的书写方式，让她获得最大的自由，使她挣脱传统的文学叙述方式，以无限的、星丛的、多维的讲故事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不断变化的当下世界。

在第二辑中，我谈到博尔赫斯的梦、舒尔茨的浓彩一般的幻想和“变形”主题的演变是如何跨越各种疆域的。作为博古通今的“书人”，博尔赫斯集世界知识和幻想于一身，轻而易举就跨越了“梦”和现实的界限，无限扩展现实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在镜子的折射中，在《蓝虎》那不断增长的神奇的小圆石里，在无限的周而复始的“通天塔图书馆”里，在地下室的神秘的“阿莱夫”，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窥视到宇宙的无垠、永恒和循环的秘密。博尔赫斯的“越界”本身带有巨大的包容性，就像他在《阿莱夫》中所说：“真理不会进入拒绝理解的心灵。既然世界各地都包罗在阿莱夫里面，那么所有的灯盏和所有的光源当然也在其中了。”波兰作家舒尔茨跟卡夫卡一样，都写到现代人的变形。如果卡夫卡对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处境的描述，包含自觉的理性和深邃的象征性，那么舒尔茨则用五彩缤纷的色彩精心地勾勒属于他自己和家人的“神话”和“自然精神”。虽然舒尔茨的“私人的神话”也有荒诞和悲伤，但其中暗藏的“魔法”和玄机却充满了感性和抒情性。在《“变形”的文学变奏曲》一文中，我想梳理的是从古至今，外国作家和中国作家是如何书写“变形记”的。通过梳理各种“变形记”，我在观察是否作家的文笔变得更加敏捷和轻盈？他们是否成功避免对现实的描写变得“石头化”和固化？他们是否更具“慈悲心”，看到众生平等，无大小贵贱之分，因而以人转换成动物、植物或物体的“变形”，来一边审视自我，也一边审视他人，赋予自我和世界更深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