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疾病和历史（3）

在这对情侣的航行中，他们亲眼看见河道变得越来越窄，河水变得越来越浑浊，原来拥有参天大树的森林变成了枯焦的平地。阿里沙所直接掌控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轮船锅炉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木，吞没了多少原始森林。他们所到之处，处处是原始森林的残迹，被遗弃的村镇的瓦砾，还有漂向海洋的死尸的恶臭。鳄鱼、海牛、鹦鹉、长尾猴都绝迹了，剩下的只是即将干涸的河道、无数的蚊虫和被污染的港口。对森林的毁坏，对动物的滥杀，对生态的践踏—这些都是拉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恶果，难道全球化和商业化本身不也像是一场无情的“霍乱”，既是传染性的，又是毁灭性的吗？即使是在描写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马尔克斯还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写到死亡，写到霍乱，写到如同瘟疫一样的现代性对原始生命的毁灭，这里面寄托着他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和质疑，提醒自己的同胞是否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制造着毁灭自己的瘟疫，自掘坟墓，弹奏着自己的挽歌？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霍乱有着多重的隐喻，它不仅是大时代精神的表现，是哥伦比亚三大灾难—战争、疾病、人为的破坏的综合象征，同时也是爱情的浪漫精神的象征，甚至是本土的拉美文化的象征。在阿里沙、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医生的三角恋爱关系中，乌尔比诺代表着现代的理性精神，而阿里沙正好是他的对立面—非理性的浪漫的一面。乌尔比诺出身名门，血统高贵，长相英俊，属于社会名流，但从来就不相信爱情，从来都不浪漫，他对妻子费尔米纳说：“请你永远记住，一桩好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固。”他相信理性、秩序、稳定，自始至终都被家庭观念和社会地位所禁锢。由于他的职业是医生，所以他认为要用西方的文明和理性的精神来治疗霍乱。跟他相反，阿里沙是一个“私生子”，出身贫困，其貌不扬，然而他相信爱情，相信浪漫，即使先后与622个女人厮混，他仍然保持着心中对费尔米纳的刻骨铭心的爱。他年轻时爱上费尔米纳，身体上的反应竟然跟霍乱一样，以至于他的母亲以为他传染上了瘟疫。他在航运公司工作，写的公务信跟情书没有两样，让他的叔叔气得差点把他解雇。不仅如此，他非常善于写情书，甚至曾经从事过专门给别人写情书的职业。他的情书不仅打动过年轻时的费尔米纳，也最终打动了丈夫死后心如死灰的费尔米纳，使她在暮年还能够动心，接受了阿里沙的爱情。情书—书写爱情、书写浪漫，这些都是与现代理性背道而驰的行为。对于阿里沙而言，爱情是比霍乱还要可怕的疾病，但是他却从来也不想治愈它，反而用一生一世紧紧地拥抱它。我认为，马尔克斯把阿里沙的爱情描述得等同爱情，是一种刻意的对古典浪漫精神的回归，通过这种回归，他把浪漫精神建筑成了最后的一个心灵家园，用其来抵御现代理性、科技发展和直线进步的时间观。

小说的最后，阿里沙命令船长挂起霍乱的黄旗，永远航行。船长问：“您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来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阿里沙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答案。‘永生永世！’他说。”

爱情的时间是永恒的、内心的、主观的，超越了现实中直线进步的时间。阿里沙和费尔米纳的爱情挂起霍乱的标志，他们拒绝被治愈，他们也拒绝回到现代的生活之中，这一姿态不正是马尔克斯在思索拉美的现实和历史时所刻意采取的姿态吗？

拉美文学中，我也爱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但是，我觉得博尔赫斯更像一个“拉美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小说更带有“宇宙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风格。他的许多作品都像是世界文学作品的“故事新编”，比如《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来自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双梦记》来自《一千零一夜》，《女海盗郑寡妇》来自菲利浦·戈斯的《海盗史》，等等，写的都是“小说中的小说”，走的是全球化的路数。相比之下，马尔克斯是一个典型的本土主义者，对“全球化”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有很深的忧患意识。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的那篇演讲中曾经说道：“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马尔克斯在写《百年孤独》时，好像对拉美民族的未来充满了绝望和悲情，不过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他似乎更为乐观一些：阿里沙和费尔米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才得到的爱情的凯旋，不就是因为马尔克斯坚信“生命最终会战胜死亡”吗？

虽然我觉得电影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离小说原著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不管怎样，这部电影令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对《百年孤独》的迷恋，也令我重新阅读这两部文学经典，并且在阅读中，再一次体验文学带给我的快乐。

此文发表于《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