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小说的另一条路（4）

如果《魔山》对与尘世保持距离的艺术姿态带着质疑的态度，那么，《灵山》则正面去拥抱这种“逃离尘世”的艺术姿态。《灵山》中的主人公从喧嚣的城市逃入原始森林里，寻找地图上的一个称为“灵山”的地方，最后他发现，那个灵山其实不在现实中，而是在自己的心灵里。“灵山”象征着佛，象征着心灵的大自由。就像刘再复所说的，《灵山》“是一部精神逃亡书、精神逍遥书、精神飞升书”，“灵山不在身外而在身内；灵山不在飘渺云水处，而在人的灵魂核心处；灵山是静观世界和自身的那一双清醒的眼睛，又是《一个人的圣经》最后一节中所说的生命深处那一脉长久不灭的幽光。”《灵山》中的艺术姿态，拥抱的是庄子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主张文学要有独立的精神，不被外物所奴役，既不被政治所绑架，也不被金钱所绑架，还不被社会伦理所绑架，抽离社会和冷观社会。这种艺术和美学姿态，“是一种从现实政治关系和各种利益关系的网络中抽离出来的一种姿态”，不再做“救世主”“精神战士”“革命斗士”“人民的代言人”，而是更重视“自救”，重视深入人性的内心。只不过，在托马斯·曼的眼里，这种艺术姿态是病态的；而在《灵山》作者眼里，唯有这种“独立不移”的艺术姿态，才能带给作家真正的大自由，才能像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自由地翱翔、自由地创造。

库切曾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作家中，索尔·贝娄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巨人，也许他才是真正的巨人。”在许多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魔鬼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现实”，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它把人异化成非人，让人无处逃遁，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和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箱男》《砂女》中所描述的那样，人被外部世界的魔鬼变成一个异化的存在。然而，在索尔·贝娄的小说中，魔鬼常常来自个体灵魂的内部。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永远把“思考”当作一个与自己灵魂内部的魔鬼对话的过程。当提出“什么是小说”这样的问题时，昆德拉曾经引用一句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昆德拉写道：“可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人永远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索尔·贝娄就是通过“思考”，去照亮内心那些多重的、复杂的、分裂的自我，那些连自我都不甚了解的另一个自我，由此来探索心灵的深邃无比的图景：“可憎的内心幻想潜伏于无形，当你审视这些幻想时，自觉的思想以模糊的形式仁慈地显现出来。”

索尔·贝娄在早期的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中就已经把“思考”当作小说叙述的中心，关注内心的纠结与斗争，以主人公的日记体中的“自我反思倾向”贯穿整部小说。用菲利普·罗斯的话来说：“《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夫是一个生活在芝加哥的犹太人，由于等待参军而辞去工作，在等待中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晃来晃去”的人。库切指出：“‘晃来晃去’这个词，在当时的俚语中，是指处于等待征兵局通知的悬着状态，但贝娄赋予它一种更丰富的存在主义的意义。”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与本雅明的“漫游者”有相似之处，在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的都市生活中，他们是人群里的异类，是快速、进步的大都市节奏中的“多余人”“边缘人”，甚至是“诗人”，还有闲空来游览都市文化，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约瑟夫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我有意无意地调来有关我的案情的各种证据，跟自己一生的错误、谎言、耻辱和恐惧对质，我被迫对自己做出裁决，被迫问自己绝不想问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是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这个吗？’他甚至和想象中的另一个自我‘替身精灵’对峙。”但是，跟本雅明的“漫游者”不同，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对都市文化和都市风景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他更执着于内心世界的景观，重视对内心的审视，而这种内心的反思正是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偶尔审视一下自己，他也只能采取一种十分冷静的态度，仿佛是查看自己的手指甲，而不是灵魂。”

在《晃来晃去的人》中，索尔·贝娄对“自由”也有充满悖论的思索。约瑟夫在这段“晃来晃去的”时间里，自由成了他的负担，他成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不知道应该如何运用手中的“自由”。他羡慕他的艺术家朋友，把手中的自由转换成艺术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和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而他却被一间房间所囚禁：“我待在这个房间里，与世隔绝，不堪信任。对我来说，面对的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是一个封闭的、无望的监狱。我的视线被四堵墙截住，未来的一切都被隔绝了。只有过去，带着寒伧和无知不时向我袭来。”在约瑟夫跟自己的“替身精灵”—也就是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对话时，他一方面渴望得到纯粹的自由，不希望把自己的自由放到别人的手里，比如参军就是无法再掌握自我，而是把自我交给军队、集体和国家；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得到自由，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尚未像那位艺术家朋友把自由变成艺术创造的世界，所以自由在他手里，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这种对个体和自由、自由与限定的思索，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度。另外索尔·贝娄在这部早期的小说中，就已经开始运用日记体、梦境、叙述人称转换、多重自我的对话等叙事手段，来挖掘心灵世界的声音和孤独的个体生命的印记。

《赫索格》是索尔·贝娄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赫索格曾经是一位大学教授，自从他美丽的妻子跟他离婚后，他就一蹶不振，对原有的日常生活和学院追求失去兴趣，整天陷入迷惘、气愤、忧郁、幽闭、妄想中，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批评、自我叩问。《晃来晃去的人》中的“替身精灵”在《赫索格》中被扩大化、彻底化、极端化，成了赫索格的“另一个主体”和“另一个自我”。内心的思索、内心的矛盾和内心撕裂般的紧张和挣扎，牢牢地占据小说叙述的中心，全方位地压倒人物的行动。小说中即便有行动，也几乎都发生在头脑之内，而且时时伴随着自我评价和自我审判。赫索格认为自己的头脑是“超群慧眼和怨恨怒气的混合物”，“就像那口水井，纯净的软水被封闭在铁盖底下，但取来饮用又不十分安全”，他的存在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证明，即使思想充满混乱，他也无法停止思想，“难道我真的相信，停止思想我就会死去吗” ？菲利普·罗斯在比较果戈理和索尔·贝娄时，这样写道：

《赫索格》里变幻不定的、断断续续的、长长的内心独白似乎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那不连贯的感觉是由中心人物的心理状态支配的，而非由作家对传统叙述手法的不耐烦所决定。然而，使果戈理的狂人疯狂，使贝娄的人物心智健全的是，果戈理的狂人无法倾听自己，因此信念得不到加强，而赫索格的每一种思想中都回荡着无意识的反讽与戏仿的声音—甚至当赫索格处于最困惑之时—这与他对自己的看法和遭受的灾难分不开，不管痛苦是如何折磨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