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小说的另一条路（2）

伊丽莎白是库切自身的写照，还是他关照的对象，这些都不重要。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通过性格上有些偏执的伊丽莎白的演讲，我们不仅可以思索一些跟文学、个体、世界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且发现这些问题本身都充满了悖论。伊丽莎白的看法是属于她个人的，不能涵盖所有人的看法，但是却引人深思。也许这正是文学作品充满魅力的思想的意义，因为文学从来就不可能给予读者一个固定的、唯一的真理，而是把读者置身于一个可以自由对话和质疑的空间，让读者去自觉地参与寻找真理的过程，带着怀疑的态度去审视那些宣称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尤其去质疑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简单的二分法。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那就是：“我想找到一种跟人类同胞的对话方式。他们应该是冷静的，而不是狂热的；是思辨的，而不是诡辩的。他们应该给我们带来启蒙；而不是企图把我们分成正义的和邪恶的、被拯救的和被诅咒的、绵羊和山羊。”

就像库切自身是一位执着的动物保护者一样，伊丽莎白也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和狂热的动物保护者。她的八个演讲中，有两讲都是关于动物的生命，这也是库切一直非常关切的问题。伊丽莎白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犯了灵魂上的疾病，设置许多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残忍的杀戮，把他们像绵羊一样地屠杀，人们把集中营叫作屠宰场，第三帝国的罪恶就是把人当动物那样对待。然而，她从这里引申，认为我们现在源源不断地把兔子、家禽和牲口带到这个世界上，目的就是要屠宰它们、食用它们，那么，以理性为傲的人类，在虐待和屠杀动物的时候，跟那些第三帝国里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有什么区别？听完演讲后，听众纷纷质疑那些被杀害的犹太人和被杀戮的牲口之间是否有可比性，质疑她是否抹杀了人类和动物的区别，质疑是否素食主义者把这种最近在西方流行的普遍伦理强加给他人和其他民族。库切在小说中，把伊丽莎白的观点放在一个争辩的中心，并没有正面去强调哪一方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位作家，他跟伊丽莎白一样，把爱心推及动物，反对排外的姿态，试图唤起人类的“同情心”—那种无分别心的博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设身处地地为受害者着想，包括为那些说不出话的被屠宰的动物着想，把自己的心灵投射到“他者”的身上，去感受“他者”的痛苦和悲伤，而这种慈悲心不正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所必备的条件吗？不也是诗歌和小说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意义吗？伊丽莎白在几次演讲中都反复提到卡夫卡的一篇短篇小说《一份为科学院的报告》，小说中的猿猴“红彼得”被人类成功地训练成了会说话、会思想的人类，模仿人类的一举一动，甚至可以演讲，但是最终它也没有得到原有的自由，它仍然像二等生物一样被人类观看和玩弄，只能跟一只绝望的半疯的母猿猴交配。伊丽莎白在演讲中说道：

卡夫卡把自己和红彼得都看作杂种，就好像有一套怪异的会思想的设备，莫名其妙地被装在那些受苦受难的动物身体上了。在所有幸存下来的卡夫卡的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盯着我们的目光，这是一种纯粹惊异的目光：惊异、震惊、惊恐。在所有人中，卡夫卡在心理上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他好像在说：这是，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吗？

卡夫卡的惊异的目光，其实在叩问那些有知识而没有同情心的人，叩问人类为什么关闭了自己的心扉，让“同情”无家可归。他笔下的红彼得从猿猴变成了人，而人在《变形记》中变成了甲虫，后面都隐含着一双审视人性的心灵的目光，那个惊恐的眼神如同天使看到了人性的残暴、野性和恶行后，永恒地定格在惊异的一刹那。

库切让伊丽莎白在另外几个演讲中，谈到的也都是充满悖论的问题。她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主题是，文学作品面对现实暴力时，应该何为？她坚决反对文学作品对暴力的过度描写，她不相信“作家们冒险进入灵魂中比较黑暗的区域，总是能够毫发未损地出来”，“用恶去制衡恶；这制衡的行为本身会在我们的嘴里留下恶劣的味道”。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小说家的事业是什么的大哉问，其中充满了二律背反：一方面作家用文学去展示人性的残暴和堕落是需要超人的勇气的，就像鲁迅敢于面对深渊，波拉尼奥敢于面对现实的黑洞；然而，另一方面作家在小说中展示暴力过度时，仿佛把魔鬼从魔瓶中释放出来，把邪恶的气味释放出来，对人的心灵很有可能不仅没有治愈的作用，反而变成一种伤害。库切让伊丽莎白面对自己的演讲时，对自己的命题总是充满了质疑，时常从对方的立场来审视自己。不仅如此，他用非常具象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比如“有些页码燃烧着地狱的火焰”，“这些小鬼是否像鹦鹉一样，栖息在某人的肩膀上，不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是相反，把光芒吸入它们自己的体内”？

充满二律背反的问题贯穿在伊丽莎白的其他几个演讲中，即使演讲者的观点偏向一方，库切也总是把她放在争辩的氛围里，让我们看到对立的双方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比如当非洲作家总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出现，代表一个集体被殖民和被压迫的种族时，一方面他确实展示了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这种种族认同又同时带有很大的排他性，忽视了更为普世的本质的人性。再比如在伊丽莎白的另外一个演讲中，她提出，为什么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表现的都是人的美好、健康、强壮的身体，给人们一种美的启示或是幻境，而基督教中的各种耶稣形象都是临死前痛苦的、身体扭曲的样子？为什么基督的形象不能是美好的形象？其实，基督为人类担荷所有苦难的痛苦的形象，以及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对美的身体的迷恋，二者虽然对立，但是却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这部小说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走向、灵魂的归处。

库切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在大门口》，设置了一个跟卡夫卡小说《审判》相似的场景，高墙、大门、岗哨、法庭、老人们的形象都来自卡夫卡所描写的世界。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神甫给K讲了一个关于“法的门前”的故事：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守门人说现在不能允许他进去，乡下人不管怎样哀求都不允许他进去，一直等到生命将尽时，守门人又说，这道即将关闭的门只是为乡下人而开的。这个充满悖论的故事，被库切改写，放在了小说的结尾，如同小说中的小说，唯一不同的是，被反复审判的人是伊丽莎白，是作家的角色。每一次被审判时，她的自我都不同，然而这些多重的自我都是真实的，而透过她的多重自我所看到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作为作家—“那不可见的世界的书记员”，她没有信仰，她是怀疑主义者，她唯一忠诚的就是真实，尤其是内心的真实。最后这个充满寓言性的场景，是文学家对文学的反思，是库切对作家角色的反思。用伊丽莎白的话就是，“我说‘我的眼’是指‘我的心眼’，就好像我体内有一只眼睛”，而作家的这只眼睛，看到每一个造物都有它的意义和灵魂。那扇为伊丽莎白设置的门，她始终没有通过，因为那代表着彼岸和终极世界，而文学只表现过程，即使伊丽莎白可以想象彼岸的世界，想象门的那一边的情景，但她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狗”，并不知道绝对的答案。这也意味着，文学是一条永远都没有止境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