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灵魂的书写（2）

从情感上说，宗教情感总是归于“一”，即归于一个方向，一个巨大理念：或归于上帝，或归于基督，或归于释迦牟尼，或归于安拉和穆罕默德，这些都是绝对的“一”，即绝对的“终极究竟”。而文学则归于“多”，即归宿和展示为情感的多元：或归于亲情，或归于恋情，或归于友情，或归于世情，或归于悲、喜、欢笑与歌哭，千种万般，变幻无穷。

西方表现宗教信仰的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都是“思想的人”“人身上的人”，但是这些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体现为众多意识在思想观点方面的相互作用，总是处于对话状态和未完成状态，从未形成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统一的结局。巴赫金在但丁的小说里，首先看到这种形式上的复调：“这些意识并不融合为某种正在形成的统一精神，正像在形式上属于复调型的但丁的小说世界里鬼魂同心灵并不融合一样。最多它们只能像但丁的世界中那样，在不丧失个性、互不融合而仅仅是相互组合的条件下，共同形成某种静止的东西，仿佛是停滞不动的情节事件，一如但丁的十字架形象，老鹰形象或神秘蔷薇的形象。”巴赫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从不追求统一的精神，而是追求深刻的多元性，让互不融合的心灵进行交流和对话。他用复调理论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一个独白型的小说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价值和判断在小说的形式中趋向统一，然而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属于对话型的小说，引往开放的方向，让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声音保持各自的独立，从不整合矛盾和不和谐，而是让它们永无休止地对峙，永无结果地争执，形成一个大型的多声部的对话，这样一来，小说就不是走向“一”，而是走向“多”，形成多声部的众声喧哗。

《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复调小说，阿廖沙代表的是接近神性的“爱”，而他的二哥伊凡代表的是人性的“理性精神”，这两种对立和矛盾的思想从始至终都在展开对话，从未达到统一。最精彩的地方是借伊凡之口讲的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在这个寓言里，宗教大法官象征的是人类的理性和秩序，以法来统治人民，接近伊凡的立场，而耶稣则象征着绝对的善和爱，象征着良知和心灵，是阿廖沙向往的神性，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非此即彼，而是让我们看到他们二者的合法性，让二者共存。不仅如此，巴赫金也指出，两个不同世界的共存，在但丁作品中也出现过，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地方，就是不仅让两个不同的世界共存，而且让它们相互作用，借此揭示人性和人的意识的深刻本质，“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就连一个主体自身，也同样是充满矛盾的，同样是多元化的，比如伊凡跟魔鬼的对话，实际上是他在跟自身的“另一个自我”对话，非常精彩。一个是在理智上绝对不会弑父的“伊凡”，另一个则是潜意识中厌恶父亲并想杀死父亲的“伊凡”—也就是魔鬼，两个伊凡都很真实，都并存于他的身上，展开角逐和对话，自己审判自己，体现主体内部的各种意识的复杂性以及灵魂冲突。巴赫金强调主体的未完成性，也就是主体的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自我意识，这种开放式的主体不是生硬地传达宗教信仰，而是通过艺术性思维的形式，表现了灵魂内部的紧张与冲突。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首版于1940年，以反教会时期的墨西哥为背景，是20世纪表现宗教题材的杰作。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格林在《权力与荣耀》中也采用欧洲惊险小说的传统写法，让叙述扣人心弦，跌宕起伏，让人物遭遇各种各样的离奇经历，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再融入哲理和形而上的思考，保持人物的开放性，不去把他固定下来。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塑造了一位徘徊于堕落和高尚、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威士忌神父形象。约翰·厄普代克在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导言里这样评价：

格林对他笔下这位无名主人公的心理认同—“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穿着一件寒酸的黑色西服，拿着一个小公文包”—将他那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怀疑主义和倦怠心理一扫而光，而在他别的小说中，哪怕那些最炽热的精神生活都难免蒙上了这两者的阴影……威士忌神父向黑暗深渊的跌落同时又是向殉道顶峰的上升，成为这幅油画压倒性的主题，结果就连他的追踪者兼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那位狂热的无神论中尉，都几乎被挤出前景，扁缩为纯粹的陪衬。只有那个非同一般的混血儿的幽灵，以他那两个黄黄的虎牙、不断蠕动的露出来的大脚趾和他巴结奉承、坚持不懈、残酷无情的背叛，跟那位坚忍不拔、注定要灭亡的神父共存于同一个超然于悖论之上的、被无限放大了的国度中。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描写的“思想的人”不同，格林把威士忌神父塑造成了一个生活中的人，一个不称职的传教士，甚至是一个堕落的人，既贪恋葡萄酒，又生了私生女，完全不符合教会的规定和要求，看着像个“荒唐人”。在这个神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梅尼普体”的变体，或者说，最为可观的是格林对庄谐体的运用和改造。

第一，神父这个中心人物是一个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形象，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重要的主人公，总有一些可笑的地方，并且这样的“荒唐人”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比如，威士忌神父一味地贪酒，即使在狼狈逃跑的路上，仍然想方设法地寻找各种各样的酒，而且日积月累，他对自己的失职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这一点都不妨碍他继续履行他作为神父的职责：“他心中有一种神秘感，而且觉得越来越不可解—一个应受天主惩罚的人却在把圣体送进人们嘴里！他可真是主的奇怪的仆人。”一方面他无法像清教徒一样，控制自己喝酒的欲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荒唐，常常自己讽刺自己，觉得自己的灵魂恐怕得不到救赎。他有着矛盾的双重主体，这两个主体并行共存，这两种力量—堕落的人性和上升的神性—总是处于内心激烈的对话之中，永远都没有真正的结果。在一次次荒唐地放纵自己去喝酒的时候，他也不停地自责着：“也许在哪个地方他的过失正在暗中堆积着，一块又一块过失的碎石瓦砾。而后有一天，他想，这些成堆的过失就会把天主可能恩恕他的源流完全堵死。但是直到那一天来临以前，他只能这样一天天挨下去，尽管一阵阵感到恐惧、劳累，而心却不知羞耻地总是那么轻盈。”然而同时，他又不忘记自己作为神父的职责，一次次地显示出良知的力量，每个关键时刻，他总是牺牲自己可以逃脱的机会，去拯救他人。小说结尾，威士忌神父本可以安全地逃离追捕，却为了拯救一个美国逃犯的灵魂而落入牢笼，最后这个“英雄”举动把他的灵魂升华为“殉道者”，然而格林在他临死前，还要再加上一笔，让他这个所谓的“圣人”露出恐惧和胆怯的一面，甚至在想为什么中尉从没有给过他一个像何塞神父那样弃教结婚的机会。比起以往宗教故事中完美的“圣人”形象，威士忌神父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人，一个有缺陷的人，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主体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