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绑的个人与历史（3）

叙述者的内心世界

《百年孤独》和《午夜之子》最大的区别，显现在它们的叙述手法上，前者侧重于描写孤独闭塞的马孔多小镇的集体无意识，而后者在叙述上则偏重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小说叙事手段的师承关系上，《午夜之子》更接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第一，这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成长小说。格拉斯和鲁西迪都采用了一个超常的个体的叙述者的视角，都用第一人称“我”以及小说中主角的视角轮流转换来叙述故事，以大历史为背景，充分展示了叙述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第二，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天赋异禀。《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在娘胎中就可以推测自己的未来，他三岁的时候拒绝长大，他的声音可以震碎玻璃，而萨里姆会心灵感应术，后来还拥有超级的嗅觉功能。他们神奇的能力都包含着不寻常的象征意蕴：奥斯卡的拒绝长大，象征着他对荒诞而混乱的成人世界的拒绝；而萨里姆的心灵感应术，象征着他试图构建一个超越各个种族和阶级的独立印度乌托邦的幻想。第三，两部小说中超常的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个体，不仅被紧紧地捆绑在历史上，而且还会主动地“创造”历史，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奥斯卡一方面是法西斯统治下的黑暗历史的目击者，另一方面他常常把历史中突发的家人的悲剧事件归咎于自己，仿佛他就是历史悲剧的制造者：“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午夜之子》的主人公萨里姆一方面从一出生就被动地成了历史的人质：“这一来我莫名其妙地给铐到了历史上，我的命运和我的祖国的命运牢不可破地拴到了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提醒读者，他其实是在主动地“制造”历史。比如谈到萨里姆的童年时代，叙述者如是说：“有关萨里姆娃娃的最初的岁月暂时就说这些了，我的出现已经对历史产生了影响。萨里姆娃娃已经使他周围的人发生了变化。在我父亲那方面，我深信是我将他推上了极端的道路，这最后导致了冻结的可怕时刻，这一点或许也是避免不了的。”少年萨里姆把叔叔的自杀也归咎于自己，把邻居因为婚外恋产生的悲剧等都归咎于自己。萨里姆偶然说的一句话，居然也成为孟买游行队伍的口号，并最终导致孟买邦一分为二。再比如小说中的1958年巴基斯坦的政变，其实萨里姆只是在姨父和军官们的命令下，在饭桌上挪动胡椒瓶帮忙演示政变计划，可是作者把他的叙述故意营造成一种幻象，仿佛他真正参与了这场政变。萨里姆这样分析他自己和国家的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可能影响国家的命运，这话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我的回答中必须用上一连串修饰词和连词符号了：我和历史的联系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又是比喻意义上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我同我的世界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这种个体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其实印证了王德威所说的历史怪兽“梼杌”的暧昧性：个体被历史所捆绑，不得不忍受历史怪兽强加给个体的种种暴力与创伤，但是个体又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历史怪兽的一部分而不自知，一起犯了汉娜·阿伦特批判的“平庸之恶”的罪而不自知，就像奥斯卡无意识地导致了妈妈、舅舅和父亲的死亡，荒诞地从一位反抗法西斯的“勇士”变成一位法西斯的帮凶，而萨里姆无意识地参与了巴基斯坦政变一样。

然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鲁西迪对格拉斯以个人视角为中心讲述历史方式的继承，以及他对格拉斯的叙述手段的超越。其实无论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还是《午夜之子》的萨里姆，都属于历史洪流中无足轻重的边缘“小人物”，他们完全不可能创造历史，只有像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等历史中的“大人物”才有真正创造历史的机会，才有影响他人和决定他人命运的能力和权力，但是，格拉斯和鲁西迪故意以文学的魔幻手法把小人物放大，把他们虚构成如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让读者对被历史埋葬和吞噬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产生同情和共鸣，达到移情作用。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借用已经住进疗养护理院的奥斯卡之口，讲述为什么他要设计这样一个超常的“英雄”人物：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和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名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而且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个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

这种拒绝变成历史中“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的态度，就是格拉斯讲故事的态度，是他书写历史的态度，他要把个人的声音无限地放大，让它能够震碎玻璃，让他的鼓点能够让容易患遗忘症的人们听到，让他的鼓声与呐喊充满反抗乱世的力量。“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除了夸大奥斯卡的作为叙述者的个体存在，格拉斯在《铁皮鼓》里还运用了许多创新和先锋的叙述手法，加入了一些类似“元小说”的因素，经常插入一些奥斯卡写故事的过程，比如奥斯卡在叙述过程中对“黑厨娘”的恐惧，而“黑厨娘”有时甚至被转换成代表古典主义美学的诗圣歌德—歌德成了格拉斯写作过程中的一个对话者，这一设计代表了格拉斯观念下的现代主义美学对古典主义美学的解构，以及他对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再比如，奥斯卡的叙述有时会转换成由他的护理员布鲁诺来“代笔”书写。小说中的奥斯卡不是被动地被讲述，而是积极地参与讲述的过程，参与对叙述方法和叙述角度的选择，以主观的视角展现一个荒诞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