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绑的个人与历史（1）

在《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一书中，王德威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并以远古传说中的怪兽“梼杌”为象征，来勾勒世纪以来，历史暴力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肆虐中国。他所讨论的历史暴力，不仅指像战乱、革命、饥荒、疾病那些天灾人祸，也指“现代化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和心理控制机制—国族的、阶级的、身体的—所加诸中国人的图腾与禁忌”。通过这个课题，他试图展现“还原历史”和“再现历史”的困境。可以说，文学对历史的再现，既是小说家见证和抗拒历史怪兽的过程，然而，又可以同时看作小说家在不知不觉中制造了自己时代的怪兽的过程，这里面的矛盾全都凝聚在“梼杌”的残酷和暧昧性中。王德威用怪兽“梼杌”的意象贯穿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展现了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他让我们看到，当历史中无处不在的暴力和创伤有形无形地侵犯和控制我们之时，小说叙事一方面是驯服这一历史怪兽的最好的手段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怪兽的一部分。

同样看到历史的双面性，李泽厚提出了“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强调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尤其表现在“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上。基于李泽厚的关于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的论点，刘再复谈道：“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矛盾总是从这里开始发生，文学家尊重人的情感，把个人的情感看得很重，而政治家往往是铁石心肠，为了达到一定的历史目标，他们总是说，牺牲是必要的，流血是必要的。历史学家可以歌颂拿破仑，但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他绝对无法接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支持十月革命，结果最后自己被这场革命所吞没，因为革命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铭记他当时的善良心肠，它按照自己的钢铁轨道无情地向前运行，不惜碾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相对历史主义的理性思维而言，文学家更重视历史进程中的伦理主义和情感真实，重视那些被历史的车轮所无情碾压的个体存在。文学最重要的存在价值，正是在于它拥抱被历史怪兽吞没的个人情感和心灵图景，并基于这一情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批评、反思和抗争。

当我面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时，我总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阅读：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小说家，是站在自己的家国历史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和认知一切，重视外在的社会层面，比如不同的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部落等问题，给予一个历史全景的描述，还是立足于内在的、感性的、偶然的、个性的东西，重视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体身心问题？是应该具有向外看历史行程的眼光，还是应该具有向内看个体内心世界的眼光？或是应该有效地结合二者—结合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个体因素？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曾经论述道，“世界历史事物并非由于历史学的客观化而具有历史性；而是：它作为那以世内照面的方式是其自身所是的存在者而具有历史性”。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拒斥了所谓纯粹客观的历史观，而强调“人的此在是历史的首要‘主体’”，把历史还原到个人的时间体验上，把历史主体的主体性当作历史性的根本建构。阿伦特承袭了海德格尔的历史观，从历史里拨出个人的时间体验，认为极权主义和客观历史主义等都压抑了个体的存在，她则主张个人要借助思考回到历史，不仅干预历史，而且超越历史。极权主义历史观总是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强调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否定个人，抹杀个体在历史中的此在经验，而文学家最应该修复的就是个体的此在经验，恢复个体的本真历史存在。

在我眼里，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是一部优秀的侧重于以个体的眼光，尤其是从叙述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存在方式出发，来重新编织历史的小说。一方面，这部小说的场面宏大，涉及印度现当代长达62年的历史，从1915年，也就是印度1947年独立之前的32年开始写起，写到了圣雄甘地和印度人民为独立自由进行的抗争，然后写到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的印度独立、尼赫鲁总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再就是印巴分治、中印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政变、孟加拉战争、1957年印度大选以及英迪拉·甘地总理颁布紧急状态等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它所涵盖的地域也很广，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并融入大量的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宗教、迷信、隐喻、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等；另一方面，《午夜之子》并不以历史全景取胜，而是着眼于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记忆，用非正式的主观语言把主人公萨里姆的成长过程跟印度的大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重视个人成长的情感和经历，结合了欧洲“成长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的叙述特色，不断地叩问个体的存在问题，让个体在被历史捆绑的同时，还有回望自身的可能性。

国内外的批评家最乐于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批评和分析鲁西迪的小说作品，因为他的移民身份，以及他自身跨越印度和英国的混杂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认同，都非常容易符合后殖民主义关于“离散”“边界写作”“混杂身份”“第三空间”等理论。这些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午夜之子》的阐释，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颇有见地，但是不免有些雷同。对我来说，这篇小说更吸引我的，是鲁西迪神灵活现的讲故事的方法、巧妙的隐喻和象征手段、对世界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流动而驳杂的语言风格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正是这些出色的文学表现手法，令他成功地开创了一个独特的书写历史又同时超越历史的文学场域。

不同的魔幻意义

萨曼·鲁西迪的第二本小说《午夜之子》，于1981年出版后，被《纽约书评》誉为“这一代人英语世界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让作者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获得了布克奖等英美国家的文学奖，并于1993年再次荣获为纪念布克奖25周年而颁发的大奖—“特别布克奖”，1999年被美国兰登书屋评为100部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之一，2008年又荣获为纪念布克奖设置40周年特设的“最佳布克奖”。当我阅读《午夜之子》的英文版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他出神入化的英文所折服。他的英文不仅幽默风趣，有一种音乐节奏感，而且运用了大量巧妙的比喻和双关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清晰流畅，又带着明显的异国情调，仿佛混杂着各种香料的味道，怪不得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广大英语世界的读者，被英国著名作家普雷切斯称为“一位滔滔不绝地讲故事的大师”。可以说，他的英文写作极大丰富了英文小说的语言和叙述，把多元的文化表象和混杂的语言叙述带入英文的小说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