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面对暴力（6）

这些关于极权主义与暴力的关系，波拉尼奥大多从侧面描写，可是当他描述墨西哥圣特莱莎市大量年轻女性被奸杀的一系列事件时，他则正面强攻，用了整整厚厚一章的篇幅来写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现场”。王德威在评论余华小说的时候，提到过“暴力的辩证”问题，他说“像《现实一种》《难逃劫数》这类作品，一方面暴露了暴力论述的堕落，但奇怪的是，另一方面也延伸了它的诱惑性。余华借写作来祛祓暴力魔魇，但也‘演出’暴力。他对暴力的辩证姿态几乎使他成为大陆小说界的乩童了”。文学中对暴力的表现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复杂的两面性，比如莫言的《檀香刑》也一样陷入这一悖论，一方面作者旨在鞭笞中国古代的酷刑，但是他对暴力的过度书写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种“演出”暴力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辩证关系，波拉尼奥采取了新闻报道式的写法，并且选择写“死亡现场”，以法医的眼光来写女性尸体，不夹杂任何感情的因素，从1993年的第一起奸杀案写起，然后如实地记录之后每年每月出现的女尸，一直写到1997年的最后一起案件，如同长篇的法医报告。每一位女性被奸杀的案件都非常雷同，她们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女，有长长的头发，为了养家糊口，早早就进入工厂工作，她们的尸体都有生前被残忍地强暴和折磨的特征，死后被随意地丢弃在大型的垃圾场、高速公路的绿化带、工厂的空地等公共场地，有的只被埋了半截，有的连埋都没有埋，被暴尸荒野。而当地警察司空见惯，只是懒懒地调查几日，常常抓不住凶手，然后就草草结案，把这些尸体葬在城市公墓里。波拉尼奥并不描写这些女性被奸杀的过程，但从对她们尸体的法医鉴定上，我们可以想象她们生前曾经忍受过的凶残的暴力，这样冷静的描述回避了书写对暴力的延伸，也回避了对女性受害者的第二次暴力—书写的暴力。作为读者，我们不由得思考，这些女性的尸体，跟“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什么关联之处？这一个个残骸是文明被摧毁之后的“遗迹”的延续吗？这些罪恶是人性中的兽性造成的，还是文化生成的，抑或是国家制度造成的？如果法西斯主义体现了国家极权主义和人性恶的关系，那么墨西哥女性的大量死亡体现了自由与邪恶的关系吗？在这一章里，波拉尼奥给了我们一些暗示，那就是这些女性的死亡跟墨西哥对女性歧视的文化环境有关，比如墨西哥警察在酒吧谈论到女性时，完全把女性当作没有脑子的“性物品”而已：

讲笑话的人说：来啊！伙计们，给女人下个定义吧！无人回答。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围绕阴道形成的细胞组织！于是，有人笑了。是个检察员。他说：这个笑话很好，就是细胞组织嘛。对呀，先生。又讲了一个，这回有国际意义：为什么自由女神像是女的呢？因为需要一个没脑子的人，好在头上设置瞭望台。再讲一个：女人的大脑分成多少块？伙计们，这要看情况啊。……看你揍她有多狠。……或者可以这样说：女人如同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破坏的。

连这些执法者对女性都是如此蔑视的态度，他们面对再多的女性尸体，也不会有太多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在这一章“罪行”中，波拉尼奥对暴力的思考跟地方文化、国家差异、拉美政治状况和历史传统等联系起来，他非常悲观地告诉我们，不光极权国家有罪恶，民主社会一样有罪恶；专制会产生暴力，自由也一样会产生暴力。

《2666》中也写到个体的暴力。比如第一章中的法国教授和西班牙教授，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衣冠楚楚的绅士，可是当一位从巴基斯坦来的司机看不惯他们同英国女教授的三角恋情，说在巴基斯坦，人们把这种女人称为“婊子”，而把他们称为“二流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大打出手，把那位巴基斯坦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说是为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并且用暴力手段后，三位教授居然有经历性高潮的感觉。在这段小小的故事里，波拉尼奥不仅揭露人的兽性像冰山下的潜意识一样，无论他受了多少文明熏陶，仍旧隐藏在人性的黑洞里，随时可以爆发，而且对所谓的欧洲知识分子虚伪的“政治正确”也带有反讽的态度。

结语

波拉尼奥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写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灵魂人物。他从小就跟世界保持距离，有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即使不得不参加“二战”，他也总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属于一种在内心选择“自我放逐”的人。在战争中，他读了苏维埃犹太作家的手记后，被其中关于人性的文学内容深深吸引，早就超越了可怕的战争划出的战友和敌人的界限。“二战”后，他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写小说得到的稿费仅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他什么底层的工作都做过，但是坚决不肯为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宣传。他热爱自由，不愿意被战争束缚，不愿意被世俗的名利和金钱束缚。他不想当什么名人，在他看来，“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波拉尼奥非常欣赏这种遗世独立的文学家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更像以赛亚·柏林定义的“消极自由”，是“荒漠上维系人类生命的绿洲”，追求不被极权或世俗利益所干扰的最起码的私人创作空间，只有在这样自由的空间里，文学家和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好的作品。不过，虽然波拉尼奥充分肯定这种艺术家独立于世俗名利束缚的生活态度，他还是希望当下的知识分子有拥抱“积极自由”的勇气，不要纷纷逃到这片绿洲里，让人类的荒漠变得更加普遍化。

《2666》从头至尾都流露着波拉尼奥伤感的情绪—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就像那位智利哲学教授给丽兹的印象：“他是个悲伤的人，迈着巨人的步伐向死亡走去。”然而，即使对人类的命运抱着绝望和悲观的态度，他仍然期许我们当下有更多类似新闻记者法特、欧洲出版家布比斯那样“行动的人”，那些敢于在人类的无尽的荒漠中开拓公共的政治空间的人，那些敢于面对地狱和摧毁世界之恶的人。可以说，《2666》是警铃，是敲碎人们内心冰海的冰镐，是荒漠中的嚎叫；它不是从世界逃离，而是迎面而上，直面人类灾难和死亡的残骸与遗迹，希望可以警醒众人，带来一个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