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面对暴力（5）

这位智利哲学家阿玛尔菲塔诺的反思很深刻，他说的其实就是斯坦纳提到的“语言的沉默”的问题，是当下知识界已经丧失了人文精神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因为大学体制的束缚，只懂得专业的知识，越来越自我封闭，对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非常冷漠，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没有兴趣对现实的问题发出任何声音，所以他们的观众也就越来越少，舞台也越来越小，越发故步自封在学院的大墙内。阿玛尔菲塔诺说的这些反思的话，那几位欧洲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居然完全没有听懂，仍旧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学院墙内越来越狭小的生活，即使到了充满黑暗的城市，对人性的暴力和邪恶也跟完全没有看见一样，丝毫不关心，只顾纠结在自己的情爱和性爱世界，满足于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小圈子的话语”。

第一章描写的那四位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欧洲文学批评家，因为找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小说，发现他是一个被文学评论界忽视的作家，于是开始做关于他的研究。这位德国作家的小说作品成了他们的“学术资本”，让他们从贫穷的学生，顺利找到教职，在他们所任教的大学升等，成了正教授，做了系主任，变成了学界的权威，并满世界开国际会议和旅游，形成一个四人的小圈子，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名利双收，“漂流在欧洲四所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说着一些只有极少数人才听得懂的专业话语，从公共空间完全撤退，失去了以往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大关怀。这四个人还卷进无聊的“四角恋”，甚至法国教授和西班牙教授同时跟英国女教授丽兹上床，波拉尼奥以此暗讽他们毫无意义的“小圈子主义”。小说中，波拉尼奥用智利哲学家的话来讽刺他们这种画地为牢的学术生活，讽刺他们对传奇性的德国作家的研究，只是在追逐一个影子，甚至自己的影子，把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统统寄托在这个影子上面，直到末日来临也不会醒悟。这些学者的生活，只是内行人或专业人的游戏，就像戴维·洛奇在《小世界》中所讽刺的，他们周游世界、参加国际会议只是为了追求权力、荣耀、地位和感官享受，并不追求真正的学术意义，对在现实中开拓公共空间丝毫不感兴趣。

这些当下的学者不像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比如本雅明、卢卡奇、威尔逊、利维斯等，后者具有共同的人文精神，把文学批评当作社会批判，对人类的行为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2666》第五章描写的一位已经70多岁的德国大出版家布比斯先生，身上就带着以往知识分子的这份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让人肃然起敬。他出版过德布林、穆齐尔、卡夫卡、托马斯·曼等名家的著作，当然他出版过作品的青年作家中也有许多人后来变成纳粹党员或参加过党卫军，他自己统计过这个数字，统计的结果几乎让他想自杀。由于他的太太是犹太人，他只好流亡到伦敦，可是战后他还是回到德国，继续他的出版事业，希望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后，他能够为社会发现一批新的作家。一贫如洗的阿琴波尔迪就是他发现的，即使阿琴波尔迪的小说没有什么读者市场，一点都不赚钱，甚至赔钱，他依然坚持出版这位年轻德国作家的小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为市场考虑，而是有更大的文化关怀和理想，他和他那一代的出版商和书商，对书抱着一种纯粹的热爱。比如他的一位老书商朋友，敢于冒着违犯纳粹黑森林法而被杀的生命危险，像保存圣物一样地藏起布比斯出版社的图书，“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可惜，像布比斯这样的文化出版家，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几乎消失殆尽了。他就是属于阿伦特所期待的“行动的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重新开拓被纳粹破坏了的荒芜的文化事业。

无边无尽的荒漠

《2666》之所以分量非常重，跟波拉尼奥大量地写20世纪的暴力有关，他大幅度地展示当代文明可怕的荒漠状态，似乎在测试读者对暴力的接受能力和忍受程度，冷静地揭露人性可怕的深渊和黑洞，让他这部厚重的遗世之作成为人类关注自身命运的警铃。人性恶有个人基因的因素，有文化环境后天塑造的因素，也有国家极权主义的因素—这些出现在20世纪欧洲和拉美的种种暴力现象他基本上都涉及了。比如极权主义风暴下人类集体犯下的罪恶和暴力。波拉尼奥写到的无产阶级作家如鲍里斯，富有新左派的激情，相信革命和暴力的手段，认为革命是创造新世界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甚至浪漫地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会消灭一切。不过，他和他的作家同伴很快就成了这场暴力革命的牺牲品。当波拉尼奥写到德国军人，他有一大段文字写这些德国高级军官一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知识，可以像知识分子一样探讨哲学、宗教、艺术等话题，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在战争中残忍地进行屠杀行为。还有一位平常的德国人，在波兰担任过一个机构的副主任，只是一个平庸的人，可是当他收到命令要处理掉500名波兰人时，仍然不加思考地去执行这个命令，杀犹太人的人手不够，他就让村里的波兰少年也参与杀戮，这完全就是阿伦特批判的“平庸之恶”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