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面对暴力（2）

《2666》既有世界性的格局，又不失对地方政治文化的具体描述，比如《2666》的第四章专门写发生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地区的圣特莱莎市的几百起女性奸杀案，而跟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几位主人公，有作家、文学评论家、教授、记者等，他们都是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常常从一个国家游离到另一个国家，自由地跨越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不仅如此，这些人所阅读过的书籍又都是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经典，身上所承载的文化遗产来自全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2666》是一个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小说作品，既有“地方性”—充满毒品交易和残杀女性的恐怖罪行的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又有“全球性”—欧美和拉美诸多国家。于是，地方性和全球性展开对话，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浩劫，如战争、种族屠杀、独裁等，和地方性、家庭性、两性的暴力事件，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波拉尼奥对于这些人性恶和暴力事件的书写，总是跟对整个人类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思考连在一起。他像一个预言家，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来反省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反省文学是否已经完全失去感染人心的作用，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还有能力影响社会，文学跟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命运是否还能有所关联。

毕达哥拉斯文体

波拉尼奥的《2666》分成五章，他临去世前，为了后代的生计问题，嘱咐每章都作为独立的一本书来出版，但是后来他的好友把这五个部分合成一卷本出版，得到欧洲和拉美文坛普遍性的高度评价。有的评论家甚至说《2666》掀起了21世纪文学的新浪潮。这部小说的各章之间有巧妙的联系，围绕着同一个中心，那就是暴力—这个关乎人心的黑洞和人性的深渊的主题，采取的叙事方式是折叠式、流动式和多元式的，既有博尔赫斯般的梦境和现实自然穿梭的讲述，也有写实主义的如新闻报道式的记录，也有后现代主义叙述中常用的元小说元素，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和线性的时间观，而是选取了书中间接或直接有所关联的几位人物生命中的某段经历，随意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拆散、拼接和并置在一起，各章都采取开放式的结尾。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有斯坦纳提倡的“毕达哥拉斯文体”，这是一种广义的文体。李欧梵非常推崇斯坦纳提出的这一文体：

就人文的广泛意义而言，他认为文学家不必局限于一隅，而应该打破传统的界限，不再做散文或诗、戏剧或小说、艺术想象或实地报道之分，更应该因时制宜、广采兼收，使得哲学、音乐、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特长和内涵，可以做文学之用，这样，才能挽救语言的危机，才能表现当代人的“沉默感”，也才能于沉默中寻出一线生机。

波拉尼奥在他的小说中做了这一“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实验，他在《2666》中融入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艺术学、海洋学、出版学、新闻学、电视学等学科，跨越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跨越小说、散文、书信、传记和实地报道等文体的界限。他的这种写法，同样符合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倡导的，即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知识的专门化，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因为业余者可以冲破专业的束缚，摆脱专业的有限眼界和学术体制内的权力的压迫，回到单纯的喜爱与关怀中，以“漫游者”的身份对广博的全人类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而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同样批判西方学院派的专门化和分割知识，认为这种逻辑思维和专门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一种扭曲的现象：“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没有着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无论是斯坦纳还是萨义德，无论是林语堂还是波拉尼奥，他们都希望文学能够融汇广义的人类文化，恢复它应有的人文意义，阻止人类的“非人道”和“非人化”的势力，让知识分子能够对这一“非人道”的异化的势力发出有力度的反抗声音。

《2666》的中文译者赵德明认为：“《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创造的理论说法叫作‘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则是冷峻和白描的。”的确，虽然波拉尼奥描写到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观念和话语，如共产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进步的观念、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等，但是他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而是冷静地面对“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死亡的验尸报告”，探讨暴力与这些思潮之间的潜在关系，揭露人类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