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面对暴力（1）

中国文坛历来不乏敢于描写人性恶和暴力的作家，从鲁迅到余华、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都具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不过，刻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暴力变成一种奇观和风景的中国作家，恐怕非余华莫属了，怪不得王德威曾经这样评价余华。

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要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疯狂的世界：骨肉相残、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秘戏正在上演。而余华娓娓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文学中的暴力描写，跟充满暴力和残杀的惨烈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暴力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就连沈从文如诗如画的山水描写中，也会时不时冒出关于“砍头”的主题。当然，它也跟作家的文学理念有紧密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文学是疗治国民性的工具，所以他要在《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地揭示中国传统礼教“吃人”的真相。对于左翼作家而言，文学就是革命的传声筒，于是革命文学让暴力变得合法化，成了推翻旧世界而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必要手段，然而就像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所质疑的，暴力革命经常导致手段压过目的的危险，她反对以进步观念为标准来为暴力的合法性辩护：“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进程。”对于早期的余华而言，书写暴力不仅是进行文学形式创新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展示暴力是如何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作家，用荒诞的形式非常有力度地瓦解了革命文学宣扬的暴力与正义的合法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暴力、死亡和人性恶，这一行为包含着他们对国家民族心理的认知，包含着他们对病态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现代化的实践，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参与中国的历史、批判现实、解剖人性的黑暗。

同样也书写暴力和人性恶，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前完成的巨著《2666》，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他的作品所涵盖的暴力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作家。首先，波拉尼奥具有全人类的视野，他以“全景式”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人类在20世纪甚至21世纪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他所书写的暴力，有极权主义产生的暴力，如“二战”时德国纳粹发起的战争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有历史中存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如美国的黑奴问题，也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激发个人欲望后而造成的人性邪恶，如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成了毒品贸易和对女性残杀的恐怖城市。有大至极权国家的暴力，也有小至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暴力；有人类集体犯下的罪行，也有个人犯下的暴行。其次，波拉尼奥写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的承载者和制造者，如文学评论家、哲学教授、作家、出版商、新闻记者等，并在小说中提到了无数从古至今的人文书籍，试图探讨在暴力面前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能起到任何作用，试图从人文的角度来关注人类当下的困境，揭示人性的复杂和黑暗。

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

阅读《2666》的过程中，我总是想起人文主义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重要著作《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脑海里总是回响着他在书中提出的大哉问：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威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

斯坦纳的大哉问其实就是：在灾难和暴力面前，文学何为？语言何为？知识何为？在“善”和“恶”面前，他认为“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斯坦纳认为，野蛮和政治暴行在人类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幸免，但是当野蛮和暴力在文明发达的现代欧洲突起，就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精神的毁灭。他说：“我不认为这类野蛮有任何特权，但它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斯坦纳欣赏的文学是卡夫卡的虚构作品中对未来“非人”社会和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预言，用卡夫卡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他认为卡夫卡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质问：“诗人应该沉默吗？”“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像甲虫或耗子一样，吹出或挤出他们的痛苦之声，万物中最为人道的人文话语，还存在吗？卡夫卡知道，太初有‘言’；他问我们：结局会是什么？”斯坦纳也非常欣赏格拉斯的《铁皮鼓》，因为格拉斯的吼声，“压倒了令人沉醉麻木的塞壬之声，让德国人直面邪恶的历史，这才是德国作家中前所未有的成就”d。斯坦纳特别指出，“格拉斯知道，德国高傲晦涩的哲学话语对德国精神的伤害有多深，对德国人清晰思维和言说的能力的伤害有多深”，所以格拉斯故意用笑声和诙谐来瓦解德语旧词中的谎言，使他自己的文学表述焕然一新。我认为，波拉尼奥的《2666》对全人类范围的暴力的书写，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非常有力度。他不仅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精神出路的问题，而且通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讨斯坦纳提出的大哉问，那就是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还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现和批评现实中的暴力和谎言，发出呐喊，让麻木的人们为之震颤？那些知识的承载者，是否已经全军覆没，对黑暗的世界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