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文学变奏曲（5）

比起菲利普·罗斯的《乳房》、安部公房的《墙》、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弗吉尼亚·伍尔夫、布鲁诺·舒尔茨、君特·格拉斯、萨曼·鲁西迪在运用“变形”的表现手法时，开辟出不同于卡夫卡《变形记》的表现路径，富有独特的创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奥兰多》中塑造了一个“变性人”奥兰多，他是一位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少年，受过伊丽莎白女王的青睐，喜欢写作，情场失意后，去土耳其做大使，后来变成了女性，跨越时代，活到20世纪，成为一位女作家。这位变性人或雌雄同体人，成了对文学和艺术的永恒追求的象征，就像他她庄园里的大橡树，超越名利，甚至超越性别的界线，永远地屹立在那里。虽然在心灵困境的表现上，《奥兰多》远远无法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提并论，但是这部小说所呈现的跨越世纪和跨越性别的文学想象，如同天上变幻的云彩，自由而潇洒。

波兰作家舒尔茨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同代人卡夫卡的一个追随者，但库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是表面现象，舒尔茨其实再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和神话世界。“他自己的倾向，是倾向于再创造—或许是编造—童年的意识，它充满恐怖、迷恋，以及疯狂的光荣；他的形而上学是物质的形而上学。这些，都是在卡夫卡身上找不到的。”舒尔茨的两本小说集《肉桂色铺子及其他故事》和《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是耀眼的天才之作，他用传奇的形式和神话的精神来写自己童年的家庭故事，塑造了一个发散着内在光辉的世界。那个世界弥漫着神秘的原始的气息，充满形而上的唯心主义色彩，有着超凡的维度。卡夫卡写了一个人变成甲虫，而舒尔茨笔下的“父亲”则进行过几次“变形”，甚至死而复生。在《蟑螂》中，舒尔茨描写父亲变成过蟑螂，生活在地板的缝隙之间，早上被女佣阿德拉装进簸箕，被处理掉。在《死季》中，父亲有一刻变成扁平，融入墙壁的内部，后来因为厌倦无聊的布店生意，“变成一只丑恶无比、遍体长毛、散发着钢蓝色光泽的苍蝇，狂怒地绕圈乱飞，盲目地撞向店铺的墙壁”。在《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跑》中，父亲变成了一只螃蟹或硕大的蝎子，被家人煮了，搁在碟子里被端上饭桌，不过最后还是逃跑了，再也没有回过家。然而，不同于卡夫卡《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那种无奈的莫名其妙地被“变形”，父亲的变形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的自我选择，是“一个内心抗争的象征、一次暴裂而无望的示威”，就像特洛伊王后变成狂犬一样，把内心的创痛、扭曲和苦楚，用“变形”的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展现给我们，即使自我毁灭，或把自我放入绝望的境地，或自我放逐到远离人类的世界，也在所不惜，在悲情中散发着一种英雄气概。父亲的变形，是舒尔茨对伟大悲剧英雄人物的另类塑造，包含着一种神圣感，代表着他跟庸常的日常生活的一场决斗，属于他个人的神话建构中的一块重要基石。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最有影响的作品《铁皮鼓》也巧妙地运用了变形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神奇的奥斯卡的形象。作为叙述者，奥斯卡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在观察外界世界，就早已听懂了父母之间的谈话，并决定自己将来一定不继承父亲所安排的店铺生意。他三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个铁皮鼓作为礼物，自己蓄意制造了一场事故，决定从此不再长大，永远不加入成人世界。虽然他口齿不清，但是他的智力是常人的三倍，还意外地获得了“唱碎玻璃”的本领。不同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奥斯卡对自己身体的“变形”—永远不再长大，永远保持三岁孩童的样子—是对自我命运的一种非常积极和主动的选择。通过这种选择，他与成人世界拉开距离，有一种疏离感，像一个“局外人”，对荒诞而野蛮的成人世界有了一种冷观的视角，用超然、冷漠，甚至戏谑、嘲弄的口吻看待但泽—这个跟德国和波兰有着纠缠不清的历史关系的城市，以及当时趋向疯狂和残酷的现实历史和现实社会。以往“变形记”中的人物倘若身体变形，马上就沦为被“观看”的对象，失去原本的尊严，成为异类，可是奥斯卡变形后，反而获得了“观看”他人的主动权，获得了冷静审视周遭世界的独特的视角，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人性扭曲和丑恶的面目。奥斯卡敲打铁皮鼓发出的声音，以及他发出的尖利的叫声，是属于个体内心的声音，是一种不和谐的反叛的声音，是一种警笛，搅乱纳粹党徒对民众的煽动，惊醒盲从的人们，呼唤人们对充满暴行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奥斯卡如此形容自己的声音：“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奥斯卡的变形—定格在三岁的侏儒身体上，以“不正常”的身体来反讽表面“正常”、实质上已经完全畸形的成人世界，他击打的鼓声和发出的富有穿破力的声音，史无前例地赋予了人体“变形”巨大的魔幻般的力量，无情地撕裂满是“平庸之恶”的疯狂残暴的现代世界，为“变形记”增加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深度。另外，格拉斯富有创意的多层次的叙述方式，也把“变形记”成功地从现代主义阶段带入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阶段，以不确定性的叙述形式作为间离手段，将叙述本身变成被观照的客体，让叙述有了反观、反省和质疑的姿态，大大地拓展了变形这一文学和美学体裁的叙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