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文学变奏曲（4）

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则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不知他变成甲虫的原因，既没有任何“神”由于他的某种罪行而惩罚他，也没有如同果戈理的《鼻子》一样，交代一个理发师作为模棱两可的原因。萨姆沙变成甲虫，一如我们在毫不知觉的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被投入这个世界般荒诞和无奈，所以“变形”成了一种表现主义的形式，表现现代人整体被扭曲、被异化的孤独无依的生存状态。阎连科在《发现小说：文学随笔》中写道：“卡夫卡为我们创造、提供了‘零因果’。零因果—即无因之果。《变形记》正是这无因之果的最好实践。它之所以成为20世纪乃至永久的经典，就在于它对新的因果关系—零因果—无因之果写作的开创性。”也就是说，卡夫卡的《变形记》，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有“全因果”的关系交代，而属于“零因果”的关系，并因为“零因果”而产生“黑洞”似的无穷阐释的空间和效应—“一端是现实世界，另一端是黑洞的重量。现实愈大、愈复杂、愈是摄人心魄，那一端看不见的黑洞，就愈有与之相应的意义和重量”。萨姆沙的突然“变形”，发生在“上帝已死”的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震惊”效果，一种“陌生化”的效应，自我变成了“非我”，而之后，卡夫卡又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描写父母亲和妹妹对变成甲虫后的萨姆沙的厌恶和疏离，揭示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可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比奥维德的《变形记》更有深度，也比果戈理的《鼻子》更有力度。如果奥维德用变形是为了夸张地描写神与人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果戈理用变形是为了嘲笑和讽刺社会现象，那么卡夫卡则是把变形提高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神秘而深刻地预言了现代人荒诞的存在方式。

卡夫卡之后的现当代作家，似乎不容易摆脱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比如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乳房》、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墙》，还有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小说《母猪女郎》，都是非常典型的深受卡夫卡影响的文学作品。日本著名小说家安部公房被称为“日本的卡夫卡”，他于195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墙》是他早期的作品，受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影响特别深。在小说中，他大量地运用变形的怪诞夸张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现代都市令人窒息的境况，到处弥漫着孤绝、隔离、异化和精神世界荒芜的气息。这部小说集的主要表现手法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形，比如《洪水》中人变成了液体人；《S·卡尔玛先生的罪行》中卡尔玛先生变成了一面墙；《巴别塔的狸》中诗人的影子被如意狸吞掉后变成了透明人；《红茧》中，叙述者“我”变成了一个空心的茧。所有这些关于变形的描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复强调个体存在的虚无和荒谬感。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说《红茧》中的叙述者“我”，在都市中像一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一样漂流，总也找不到自己的家，最后他被有黏性的丝线缠住身体，变成了一个空心的茧，自己则完全消失了。这篇短短的变形故事比喻现代人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艾略特的“空心人”。《S·卡尔玛先生的罪行》中的卡尔玛有一天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没有任何身份认同感，内心空空洞洞，还受到“审判”，连自己身上的衣服、裤子、鞋袜都排斥他，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和依靠，最后他无路可走，全身变成了一面墙壁。“一望无际的旷野，在其中我是静静生长的墙壁”—这面触目惊心的墙壁象征着现代人类普遍的荒诞的生存状态，丧失名字意味着丧失自我，个体变成了一面“物化”的墙，不仅残酷地禁锢着自我，而且隔绝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正常的关系。安部公房的《墙》虽然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象征意味，但受卡夫卡《变形记》影响的痕迹还是太重，相比之下，他后来的小说《砂女》和《箱男》则更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砂女》中作者用细腻的手法描述了有如西西弗神话一般周而复始、毫无意义的生存状态，而“我”最后虽然有机会逃离这种可怕的生存状态，却完全不懂得自由的意义，这其中蕴含的隐喻是非常深刻的。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乳房》简直就是一部向卡夫卡的《变形记》致敬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文学教授大卫·凯普什，他最开始先经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下身的刺痛，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在一夜之间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只重达155磅的硕大的乳房，失去了原本健康的形体和社会地位。最诡异的是，即使变成了一只硕大的乳房，他仍然会思想，仍然有做人的理智和尊严，有自卑和屈辱感，甚至还有强烈的性欲。不同于卡夫卡《变形记》中的萨姆沙，菲利普故意放大了变成乳房后的文学教授凯普什的内心世界，放大他的欲望，放大他的自我意识，以及他的理性思维，不停地质问“我是谁”的形而上等哲学问题，对人的存在、生命本质和自我身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变成一只乳房后的凯普什不知如何才能逃出这一困境，于是宁可相信自己疯了，宁可把现实解释成幻象，并把自己变形的处境跟以往的文学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的变形是因为过于投入地教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果戈理的《鼻子》等荒诞文学作品，在此，变形的文学母题成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对话关系。乳房本身象征着生命的本源，象征着性，在我看来，也象征着菲利普的这篇怪诞小说的文学源泉—卡夫卡的《变形记》、果戈理的《鼻子》、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不过，遗憾的是，菲利普并没有继续拓展这一怪异的乳房变形，没有把乳房跟女性主义联系在一起。就像凯普什被束缚在一只硕大的乳房中一样，菲利普的想象也局限在卡夫卡的“变形记”等文学源泉里，没有走得更远。

女性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小说《母猪女郎》是对卡夫卡《变形记》的一个模仿之作，写的是一位漂亮的女性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身体在被男性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一只母猪。变形后，她失去了自我，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公园椅子下过夜，被政客利用，被警察追捕，短暂地与狼人过了一段快乐日子后，狼人被枪杀，而她完全无家可归，最后连自己的母亲都想杀了她去黑市卖一个好价钱。母猪女郎是女性被商品社会物化的寓言，她对商品社会既迎合又抗拒，但是还是沦落不了被“异化”的命运。作者用大量肉体和感官上的描写，来逐步勾勒美的消逝，让人渐渐变成“肉人”，然后变成动物，变成母猪，隐喻着充斥在广告上的各种各样没有灵魂的肉人，揭露了商品社会使人异化的本质，以及女性身体被男性利用的现实。《母猪女郎》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玛丽·达里厄塞克的角度是女性的，写到商品社会对女性自然美的伤害和扼杀。小说中女性退化成具有动物本能的母猪的过程，一方面讽刺女性被商品社会物化了的膨胀的欲望和虚荣心，另一方面也谴责了玩弄女性的男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