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文学变奏曲（3）

在陆、海、空三界交界的地方，在宇宙的中央，有一个所在，在这个地方无所不见，不论事物有多远，只要它存在就可以从这里看到；在这里，无论什么地方说的一句话也都能够听见。谣言之神就住在这里。她选择了一座高山，在山峰上建筑了一所宅第。她在房屋上开了无数的口，足有一千个孔，上面却不设可以开关的门户。不论黑夜白昼，房子总是敞开的。房子全部是黄铜铸造的，最便于传声。整所房子充满了声音，传到这里来的话都被重复一遍。房子里面无一处是安静的，但是倒也并没有大声的喧哗，只有压低了的、微细的声音，就像远远听到的波涛声一样，又像朱庇特令乌云互相撞击发出雷声后的余音一样。

奥维德继续写到宅子里挤满了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千万种谣言到处游荡，令人难辨真伪。在这个宅子里“可以遇到‘轻信’、不动脑筋的‘错误’、毫无根据的‘欢乐’和惊慌失色的‘恐惧’；在这里也可以遇到敏捷的‘煽惑’和虚构的‘耳语’”。奥维德通过这一段精辟的描写，把谣言的传播完全空间化，而且人格化，用超现实的笔法描述了谣言的传播与人性的深刻关系。再比如，当奥维德写到“枯迈女先知”的故事，笔法也特别神奇。枯迈女先知西彼拉带着埃涅阿斯来到阴府幽界，去看望他父亲和祖宗们的亡魂，并安全地回到地上。女先知年轻时被日神追求，被赐予长寿，但是由于她并不接受日神的爱情，所以无法永葆青春。她的身体会逐渐缩小，衰老的四肢会缩得跟羽毛一样轻，到最后，她的身体会萎缩到别人都辨认不出来，只剩下声音，人们还会从她的声音来辨认她。身体最后变成声音，这样的描写真是太富有想象力了。

作为古罗马的古典文学经典著作，奥维德的《变形记》总是给读者提供“变形”详细的“前因后果”，比如这些神和人为什么会变形，变形后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等等，借用阎连科在《发现小说：文学随笔》中的概念来描述，就是仍旧属于一种“全因果”叙述，“因”与“果”仍旧有某种“完全性和对等性”，因而不可避免有些局限。然而，奥维德对“变形”这一表现手法娴熟的运用，并不只是关注社会世俗的表层，而是对人性或人的精神性、灵魂的深度有着更加深入的探索，所以他所描写的神和人的身体往动物或植物、石头、星星的转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全因果”，而有走向“潜因果”“隐因果”“内因果”的趋势。比如有的人变成了喜鹊或啄木鸟，虽然有外在的世俗的压迫，有命运的安排，但也跟其内在精神有着紧密的关系。奥维德《变形记》中的许多悲剧，一方面是人作为个体无法抗拒命运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是人的性格所导致的命运悲剧。学者兼译者杨周翰特别强调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一部分故事也有其社会批判内涵，他写道：“从他所塑造的神的形象里可看出罗马的贵族社会，从他对神的态度里可看出他对于这一社会的讥讽和否定宗教的倾向性，从他的富于修辞意味的人物内心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提出这样一种创作手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基础，如果客观世界不存在罪恶，罪恶的矛盾心理也不会提到创作者的日程上。”当然，这部叙事诗中的一些故事确实包含社会指涉性，针对和讽刺当时罗马贵族社会的道德面貌，然而，它更加吸引读者的，应该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充满力度的刻画和描述，对人性的内在悲剧性的充分探索。也就是说，是人的灵魂深处的真实，最终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人性深度，奥维德的《变形记》才能跨越时光，长久地吸引读者，一直拥有巨大的文学魅力。

“变形”这一美学表现手法，无论在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中，都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独特的生命。如果奥维德的《变形记》表现的是“变形”这一母题的广度，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如罪与罚的主题，反抗的主题，生态学的主题，男女情欲的主题，甚至代达罗斯的飞行技能、瘟疫、洪水、大火等，那么现代的诸多“变形记”所侧重的则是这一母题的深度，尤其是社会批判的深度、历史描述的深度、文化反思的深度、人性探索的深度，以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思考。

果戈理的《鼻子》是一篇有趣的批判19世纪俄国社会生活的“变形记”，用人身体的变化来隐喻深刻的社会现象，不过这篇小说应该属于阎连科所定义的“半因果”，属于那种“存在又不对等”的因果关系。小说一开头就写到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在吃早餐的时候，把面包切成两半，居然发现里面有一个鼻子，他马上回想起有可能是八等文官柯瓦辽夫的，因为他每星期三和星期日去给他刮脸，于是他悄悄地把这鼻子扔到桥下的河里。小说第二节才写到八等文官柯瓦辽夫，他一早起来洗漱，发现鼻子没了。他决定去警察局报案，可是路上却发现自己的鼻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绅士，穿着绣金的五等文官的高领制服，还佩了一把剑，四处招摇撞骗，但他毫无办法。丧失了鼻子的柯瓦辽夫，以及“鼻子”的荒诞不经的经历，其实是在讽刺那些热衷于升官发财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整个社会也丧失了本来应有的面目，沦入道德沦丧的深渊。小说的结尾，以五等官员的身份到处乱闯而惹起满城风雨的鼻子，突然又回到柯瓦辽夫的脸上，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而那位理发师又重新回来给他刮脸。作为叙述者的“我”还有一番类似“元小说”因素的议论，说这故事有许多不可信的地方：“但是，最奇怪，最难懂的是怎么世间的作家们，竟会写着和这一样的对象。其实这是应该属于玄妙世界里的了。说起来，恰恰……不，我什么也不懂。”果戈理在整篇小说中，都没有特别详细地交代为什么柯瓦辽夫会失去他的鼻子，为什么他的鼻子会装扮成五等官员的身份，为什么最后鼻子又回到他的脸上。叙述者只给我们一个模糊的甚至不可信的线索，那就是理发师是所谓的“主犯”，他可能在无意之间刮掉了柯瓦辽夫的鼻子，因此只是提供了一个“半因果”的解释，属于那种“存在又不对等”的因果关系。然而，虽然这个“变形”故事在生活中不可能发生，显得荒诞无稽，但是它所展现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精神面貌却是那样不可思议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