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缤纷的舒尔茨（3）

孤独而神奇的父亲

舒尔茨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无论是以人的形象出现，还是以变形后的动物形象—蟑螂、螃蟹、蝎子、苍蝇出现，都显得非常孤独、郁郁寡欢，与正常的世俗世界格格不入，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爸爸绝对是他神话故事中的英雄。父亲是舒尔茨神话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要把父亲塑造成家族里神圣的祖先，所以他尽力将父亲神化。《死季》里，父亲是“其血脉的最后一人，是肩负宏富遗产之重担的天神阿特拉斯”，他像一位先知，“将对四处游荡、无家可归的以色列人负起责任，率领他们走进狂风大作的夜晚”。《圣经》中的先知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到达流着奶水和蜜的迦南，在此，父亲被舒尔茨形容得跟摩西一样。《父亲参加了消防队》里，父亲跟家里的女人们—母亲和阿德拉争吵过后，突然以一个高大光辉的形象又重新出现在家里，穿着金辉闪闪的盔甲，带着沉甸甸的罗马执政官的头盔，像一个真正的骑士，“一个如假包换的圣乔治”：“身穿盔甲的父亲看上去更加魁梧，他笼罩在一片炫目的金光之中，堪比一位统率天使兵团的大将军。”舒尔茨用骑士的盔甲和罗马执政官的头盔来神化父亲，把父亲的形象变得异常高大、充满男性化的光辉和力量，大胆地去挑战他以往非常害怕的女仆阿德拉。显然，女仆阿德拉是庸常世界的代表，而父亲则象征着舒尔茨神话世界中敢于挑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包含着“崇高”的哲学意蕴。父亲指责阿德拉“不理解更高层次的事物”，“无缘体会想象力的高贵飞翔”，“对超越庸常的一切满含无意识的怨恨”。最后他还以一个漂亮的“英雄”姿态，攀上窗沿，“轻舒猿臂，如耀眼的陨星划过天际，纵身跳入万千灯盏交相辉映的夜晚”，引得众人兴奋欢呼，连一贯看不起父亲的阿德拉都不由得鼓掌和欢叫。

然而，在舒尔茨大多数的小说篇章中，比如《显圣》《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跑》，我们很少见到当消防队长的父亲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更多的是他面对庸常世界的内心挣扎，以及挣扎过后以“变形”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告别，或者跟周围的人划清界限，隐身进入自己孤独的内心世界。《显圣》这篇小说中，父亲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在家里又沉迷于账本中，似乎在经营上出现了危机。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使他逐渐走上了后来“变形”的道路。然而，即使在父亲内心充满挣扎和痛苦之时，他在儿子的眼里，仍被形容成“圣人”，如同《旧约》中的先知一样，同上帝大声地争论与声辩。后来这个“圣人”缓缓衰弱下去，逐渐枯萎，只关注自己复杂的内心事物，“父亲的人格似乎已分裂成许多彼此抵触、互相为敌的自我”，慢慢地，他“似乎摆脱了肉体需求，可以几个星期不吃东西，天天沉湎于大伙根本闹不明白的繁复离奇之事”，最后他越缩越小，“已远离人类世界，远离真实世界。他解开了一个又一个与我们相连的结纽，斩断了一个又一个与人类社会衔接的联系。他所留下的，仅仅是一副躯壳和一堆荒唐无稽的怪癖，它们迟早也会消失，如同堆积在墙角的灰渣，每天悄无声息地等待阿德拉倒进垃圾箱里”。

父亲的内心远离庸常的世俗社会之后，他试图塑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鸟》是父亲建构自己理想王国的一次试验，虽然最后他以失败告终，但他曾经拥有过绚烂精彩的美妙瞬间，充分施展了一次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而他与一只秃鹫的内在联系，也令人震撼，因为这只秃鹫被舒尔茨形容成“一个骨瘦如柴的苦修者”，“一名举手投足十分冷峻庄重的喇嘛僧”，“保持古埃及诸神的永恒姿势”，“好像是我父亲的一位兄长”。《人体模型》中，作为儿子的“我”终于明白父亲的独特之处：“直到今天，我才终于理解父亲孤独的英雄主义，他单枪匹马发动战争，企图打败使这座城镇窒息的、无边无际而又根深蒂固的空虚乏味。他孤立无援，得不到我们认可，这个乖僻的男人捍卫了已经失落的诗意理想。”父亲捍卫这个失落的崇高和诗意理想的最基本方式，其实就是创造。他有一套关于创造的理论：“我们的愿望仅仅是，在自己较低的层次上成为创造者，我们渴望为自己创造，我们渴望创造的喜悦，一言以蔽之，我们渴望造物之能。”对于父亲来说，养鸟是一种艺术创造，在小说《彗星》里他还进行科学试验，这些创造的时刻都属于父亲多姿多彩的辉煌的天才时代。然而，父亲创造出来的理想王国总是那么短暂，不堪一击，女仆阿德拉轻而易举就可以将其摧毁，而母亲也从来没有爱过父亲。于是，父亲便成了一个传奇的悲情英雄，他变成蟑螂，变成螃蟹，甚至短暂地变成过苍蝇，虽然心中充满了创痛和苦楚，可是“父亲绝不妥协的英雄气概令人钦敬，他孤注一掷地把自己抛向绝望的死胡同，而它看上去没什么回头路可走”。

父亲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也是一个充满浪漫精神的冒险家，他的冒险在世人眼里是荒诞不经的，但其实他的所有冒险都已经进入到内心世界。舒尔茨之所以把父亲变形成各种动物，就是要彰显父亲这种独一无二的内心浪漫的冒险精神，揭示父亲所象征的“崇高”内涵和诗意理想，以及他不屑于与庸常世界和解的姿态。用“我”在《死季》中的语言来描述，父亲的变形“更近乎一个内心抗争的象征、一次暴烈而无望的示威，尽管如此，真实并非绝不存在”。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的异化和变形充满着无奈，是荒诞的外在世界对人的异化和压迫，把人逼迫到孤独无依和无助的境地和状态，无处逃遁；而在舒尔茨的变形记中，人的变形是父亲自己主动的选择，是传奇，是神话，是一种积极抗争的方式。父亲一次次地变形，甚至死去还能复活—这便是舒尔茨独特的神话和传奇，也是他重塑的对立于平庸时代的关于“崇高”的美学。正如他在《传奇的诞生》的一篇随笔中所写的：“传奇是崇高可以被人理解的必要保证。它是人类精神对伟大的回应。”所以，舒尔茨把父亲变形，是为了通过“传奇”来让世人明白父亲所维护的“崇高”精神，这份“崇高”，一方面打破日常的思维方式，蔑视世俗的诱惑，另一方面要求个体有英雄式的牺牲精神，而父亲便是这二者的结合。不过，父亲代表的“崇高”在世俗生活面前总是轻而易举地被瓦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舒尔茨对神话的自我解构和反讽是同时进行的。舒尔茨的变形记，甚至有后现代反讽的含义：一方面塑造着父亲崇高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又通过父亲夸张和戏剧化的变形来嘲讽和解构这个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