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一步，便是纳粹：《浪潮》（2）

观影指南——影片的几个关键词

自我认同

相信每个看完本片的人都会在震惊之余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这帮随意自由惯了的学生竟然会在短短的一周内成为独裁专制忠实的信徒？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就回答了为什么纳粹专制有可能在今天再次死灰复燃。

在一定程度上，影片开始展现的德国普通中学生的生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们生活在物质极其充裕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手机，可以上网，有的孩子还开着父母买的豪车。他们上课懒散而随意，课余就走进酒吧狂欢，一些孩子还开始接触毒品。但是物质生活的充裕根本无法驱除内心的空虚。一个孩子跟另一个孩子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所谓的价值观都不存在了，人人脑子里面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所缺乏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这段话清晰地点明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在富有中空虚而茫然。

这时候，那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人——文格尔先生出现了。在他组织的“浪潮”中，每个人似乎都发现自己的生命突然之间有了意义。而这种自我认同的重新洗牌对以前身处校园食物链底端的学生——如蒂姆——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新的团体中自身价值得到了新的提升，更相信自己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与方向。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自我实现是人生存的最高目标，而这些10多岁的孩子们正是认为加入“浪潮”就能够使自己的自我实现达到最大化，为此他们甚至心甘情愿交出自己享受已久的自由。他们没有意识到，以交出自由为前提来寻找自由，本身就是最可笑的悖论。

仇恨与暴力

能将人群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到底是爱还是恨？我想答案应该是后者。靠爱建立团结速度很慢，但是会长久；靠恨结成的团体也许不长久，但是会很快，同仇敌忾是很容易让人冲昏头脑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且常常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我们才了解我们是谁。”文格尔建立的“浪潮”，表面上看似乎是用统一的标志、制服与见面手势将学生们联系在一起，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真正用来联系学生的是仇恨。而他仇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的课堂。文格尔鼓励学生在教室里整齐地使劲跺脚，开始说是为了活动身体，之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是要让楼下的师生尝尝灰尘的滋味。学生们也许会把这当作一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但是文格尔心中深藏的其实是对同事抢了自己课程的怨恨。对美丽聪明的卡罗尔有意的打压也是怨恨的表现方式，但是这里文格尔是在替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发泄他们的怨恨，同时也是在暗示他们：在“浪潮”里，以前的评价标准都被颠覆了，你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这次重新洗牌中获得你们梦寐以求的位置。

而在最后的集会上，文格尔的演讲更是将这种怨恨推到了高潮。而这样的怨恨恰恰是蒂姆一类的学生深埋心中已久的。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从路德时代到希特勒时代，较低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就是义愤。这一阶级的人心中忌妒有钱有权和可以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们把这种憎恨和嫉妒化为义愤。”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有福之人很少满足于他有福这个事实，他还另有一种需要：还要这方面的权利。他愿意相信，这也是他‘应得的’，尤其是，与别人比较，他该有福。而且，他也愿意能让他相信：福浅的人由于没有相同的福分，同样只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福，也‘名正言顺’。”（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这种社会的高层与中低层之间的矛盾，平时在道德、法律的约束下无法爆发出来，但是若矛盾达到临界点，则会以毁灭性的方式爆发，其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而文格尔的“浪潮”则是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社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正因为这样，蒂姆才会冒险爬上在建的大楼喷涂团体的标志。这也就意味着团体内部允许了这种矛盾的冲突，并且已经暗示了胜利终将归属弱势者一方，长久以来蓄积在他们心中的仇恨由此找到了发泄的渠道。

而宣泄仇恨最好的方式便是暴力。从影片开始在教室里跺脚的软暴力到“浪潮”成员拒绝非成员入场的硬暴力，从水球队员互殴的有限暴力到最后拔枪相见的极限暴力，“浪潮”成功地打开了学生心中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这群血气方刚的孩子内心暴戾一面的封印。

但是仇恨终究是仇恨，当文格尔宣布“浪潮”解散时，绝望的蒂姆用手枪对准了同学，对准了自己的偶像文格尔先生，最后饮弹自尽。这是“浪潮”煽动的仇恨最后一次展示，也是代价最惨痛的一次。

逃避自由

自由不是大路货，而是奢侈品。拥有自由的人，并不见得能够使用自由。我们经常会发觉，在物质充裕、法制健全的当代社会，拥有更多自由的人似乎比没有自由的人更加茫然不知所措。“现代社会的形态对于人们的影响同时产生了两种现象：一、他变得更自立自主，而且不满现实，喜爱批评；二、他也同时觉得更孤单无依，并产生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的这段论述可以说点到了“现代人”因自由而茫然的要害。

影片中，享受了充分自由的当代德国的学生因自由而茫然，他们酗酒、沉迷游戏，甚至毒品。可是当他们从这一切醒来之后，感觉到的是更多的空虚和无聊，对于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不确信与茫然。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们宁愿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换取他们所认为的生命的意义。这时候，“浪潮”适时出现，成为几乎所有学生的救世主。

从座位到对老师的称呼，从回答问题必须起立到统一的制服，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在新奇和兴奋中对这一切全盘接受。而到最后，押反对者上台的一幕让大多数学生了解了，当自由一旦交出，便不会有停止的时候，直到你失去所有自由为止。

更可怕的是，这种失去自由的过程有明显的斯德哥尔摩效应的痕迹。被剥夺自由的人大多不但不会觉得痛苦，反而会有一种为正义而牺牲的崇高感。正如《逃避自由》中所说：“一个人在意识上对另外一个人有被虐待的依赖性，而却常常以为这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