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我的船长：《死亡诗社》（2）

《1812序曲》是柴可夫斯基1880年创作的一部管弦乐作品，为了纪念1812年库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乐曲的最后，俄国赢得了胜利，在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里，一阵阵炮声将整个乐曲推上了高潮，而基丁老师吹的就是这一段。高尔基曾盛赞《1812序曲》：“这首序曲是深具人民性的音乐，像平稳的波涛那样庄严有力地在大厅回荡，它以一种新的东西攫住你，把你高举于时代之上，它的声音表达出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极其成功地描绘了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的威力及其雄伟的气魄。”

而使用《1812序曲》最著名的电影，当属2006年上映的《V字仇杀队》。这是一部类似《1984》一样的政治幻想作品，故事讲述了在虚拟的未来世界，那时候的英国变成了一个由独裁者萨特勒统治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残暴的统治下，疾病、饥荒、灰暗，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在这样的高压下，一个神秘的反抗者V先生挺身而出与暴政作战，并献出了生命。影片的结尾，V的爱人艾薇将V的遗体放在一列满载炸药的地铁上，列车驶出，炸毁了象征专制与暴政的国会大厦，爆炸的火光中腾出万千焰火，而爆炸时的配乐，就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从这个角度说，《1812序曲》已经越出了最初的反映俄法战争的范畴，而成了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进行曲。而基丁老师第一次正式出场，似乎不经意吹出的这个曲调，也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而在基丁带领孩子们踢球的桥段中，导演则使用了另一首世界名曲作为背景音乐：贝多芬的《欢乐颂》。

《欢乐颂》其实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乐章，是1819~1824年贝多芬创作的一首交响曲，也是贝多芬最著名的交响曲之一，是他全部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欢乐颂》原是德国诗人席勒的一首诗作，气势恢宏，这首诗热情赞颂了生命、友谊与爱：

谁能做个忠实朋友，献出高贵友谊，

谁能得到幸福爱情，就和大家来欢聚。真心诚意相亲相爱，才能找到知己！

假如没有这种心意，只好让他去哭泣。在这美丽大地上，普世众生共欢乐；一切人们不论善恶，都蒙自然赐恩泽。

很显然，导演安排的这两段音乐，暗示了基丁老师对孩子的引领之路。首先引导孩子们独立、反抗，“把一切非生命的东西全部击碎”！然后再带领孩子们“致力于吸取生命的精华”。这个过程，不仅对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应试教育是一种反抗，甚至对被某些人抬得很高的所谓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摧毁：真正的教育，无所谓应试，其实也无所谓素质。教育的原点和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生命的不断完善与建构，是个体生命的不断成长与成全，除此之外，与任何东西都无关。

“毕业死”

影片中1959年的美国预备学校与今天中国的学校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之处。

影片开始，校长佩里先生不无得意地宣传本校“75以上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名牌大学”。这与中国的高中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高考成绩没有任何区别；而在佩里与基丁的对话中，佩里的一句话简直就像是中国很多校长的话的翻版：“送他们上大学，其余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我一直觉得，将基础教育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固然有其学术上的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样的分段人为地造成了教育者的短视。小学老师只管将孩子送上重点初中，初中老师只管将孩子送上重点高中，高中老师当然是只管将孩子送上重点大学。基础教育的老师就像是一个任期短暂的地方官，为了能在这短暂的任期里尽可能取得辉煌的政绩，老师们无所不用其极。小学的老师告诉孩子：“等你们考上初中就好了。”初中、高中的老师也对孩子说同样的话，只不过换成了高中和大学。

而事实却是，当学生升入更高一级学校时，才发现上当了：自己面临的是更严酷的催促和压榨，每一级学校都恨不得压榨出学生的最后一点时间和精力，以期让他们在自己的“任期”里有超常的发挥，为自己的业绩再添上一笔。有的学校要求学生5点过就起床，6点半就开始早读；有的学校不仅有期末考、期中考，还有月考乃至周考；有的学校要求学生每个月只休息一天，而就是这唯一的一天休息多半也是被名目繁多的补习班给占领了。没人问这是不是对学生身心的严重摧残，更没人去管学生离开学校后会怎么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而最悲哀的是，这样的学校往往被家长和社会认为才是最优秀的学校，这样做的老师也被认为才是最优秀的老师。

对某些教育者来说，学生只是一种在自己教他们时才存在的生物，如佩里先生所说，自己的任务就只有送他们上大学，其余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我曾经将这种心态称为“毕业死”，意思是在有些老师眼里，只要把学生送出校门，学生毕业的第二天发生什么都是与自己无关的。殊不知，这样的老师，让学生也是非常失望的。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与空间，真正的教育，绝不应只着眼于学生的现在，而应该看到学生的过去与将来。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可惜，这样的常识已经被忽视很久了。

慢教育

在这部电影所有的译名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死亡诗社》，不仅因为它忠实于原片，更是因为死亡诗社这个团体是影片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元素。而那些名校的学生们一知道老师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这样一个团体，于是也自发地重组死亡诗社，其中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基丁老师的崇拜，他们希望重走老师走过的路，也希望以后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见年轻学生们身上蕴藏的巨大的激情与动力，但是也必须看到，正确引导这样的激情与动力，其实是教育者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有些教育片人为地将对立面进行简单划分，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将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单化了：马修老师是好人，校长是坏人，基丁先生是好人，佩里先生是坏人，尼尔是好人，尼尔的父亲就是坏人……其实教育哪里有这样简单，事实上，教育永远是在各方的容忍、理解与妥协中前进的。

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教育的本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何引导学生善于利用和控制自己年轻人的激情，用正确的方法追求生命本真，这是教育永远的课题。在看《死亡诗社》时，切忌简单地将校方和家长列入对立面，认为他们就是摧残学生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在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的时候，校方与家长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意义的。而学生对其进行的反抗，也未必没有过火的地方：尼尔为了能够参加演出，伪造父亲与学校的同意书，多尔顿在学校集会上公开嘲弄学校，这些多少都有些过分。佩里先生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年轻人很容易受人影响。”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这种激情控制不当，也是有可能演变成电影《浪潮》中学生的狂热和愚昧的。就连基丁先生也批评多尔顿：“吸取生命中所有精华不是叫你胡来，有时候要大胆，有时候要小心，一个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在我看来被学校开除不是勇敢，是愚蠢，因为你会失去很多的大好机会。”

作为教育者必须明白，教育的进步，永远落后于思想的进步和学术的进步。很多先进的理念，往往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学术思想，再经过长期的学术论证之后才能慢慢地进入教育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的改革比起理念来说永远是落后的。一个真正的教育者，既能最早接受最先进的理念，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教育，又能够充分认识到理念与现实的距离，并在其中容忍与协调。在某种程度上，教育者永远是在社会对学生的世俗要求与教育对生命的张扬之间寻找平衡点走钢丝，不能过分倾向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教师自身首先得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给学生一张大学的“入场券”同样也是对学生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成全，并不能完全否定。学校、家长、教师三方其中至少得有一方是这样清醒而自觉的协调者，他们时刻牢记呵护学生的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又提醒自己不能因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还必须给学生提供一张继续深造的“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