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2021年春天，我收到了一条来自舞者的信息。她是我的一位来访者。

她转述了“高敏感人群”的一些特点，然后问我：“我遇到的某些困难是不是和高敏感有关？”这位来访者常常感到焦虑、悲伤、孤独，总是感到疲劳，曾经被诊断为抑郁症。她面临的一个突出的困难是：在工作中、亲密关系中和人发生互动时很容易紧张，情绪有很大的起伏。她感到自己这种状态阻碍了她的个人发展。

非常巧的是，就在收到舞者这条消息的前几天，壹心理平台负责课程开发的小伙伴联系我说：“我们要不要做一门有关高敏感人群的课程呢？”壹心理平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心理学平台，从2011年到现在，用户已经积累了3000多万。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一直关注着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怎样帮助用户。而“高敏感”这个选题，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根据用户们的提问、留言和关注筛选出来的。

我并没有把课程的事告诉舞者，她却给我发来了这样的信息。在那一瞬，我想到了荣格说的“共时性”。看似没有因果联系、没有相关因素的两件事神奇地同时发生了。这强化了我参与制作这个课程的动机。

鉴于我的学习背景，我和课程开发的小伙伴商量：可不可以尝试从“创伤”与“创伤修复”的角度，来阐述我对“人际关系的高敏感”的理解，介绍可能有效的应对办法？我知道这可能并非一个特别大众的角度，也许不会被很多人迅速理解和接受，但是，从我的咨询工作中，我确实看到了它的效果。

最初，在舞者找我咨询的过程中，我发现她人际敏感的一个表现是：在工作中，如果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她就会产生很强的情绪反应。她会感到委屈、生气、听不进对方的话，但同时也会忍气吞声。这样的情景对她来说很不愉快，让她难以心情舒畅地工作。可她也会注意到，有的同事在面临同样的情况时却很平静，不为所扰，继续愉快地上班下班。

经过咨询，有一天舞者告诉我：“今天领导对我的工作提出了意见，我平静地听着，还问她，怎么样才能处理得更好。”听到舞者这样说，我既欣慰又兴奋。欣慰的是，我们共同的付出有了好的结果，就像我们种下的种子终于开花了；兴奋的是，即使明知花会开，但是在它绽放的那一瞬，我们仍然会为之迷醉。我的工作就是遵循着“创伤修复”的思路来做的。

我眼里的舞者，是一个特别能探索、行动力很强、既美丽又有勇气的女孩子。她今年才20多岁，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父母没有给她很多经济支持，靠自己的能力在海外就业。工作之余，她最大的爱好是舞蹈，但从小因为家境限制，父母并没有在这方面给她大力的支持。她从十几岁开始，就想各种办法维持自己和舞蹈的联系。比如中学时，她会主动去寻找舞蹈学校，免费帮忙接待客户、做清洁工作，使老师乐于在闲暇时教她舞蹈；成年后，她也总是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继续学习舞蹈。此外，业余时间她还组织了自己的舞蹈小团队来表演、录制节目。

但是，在舞者的心里，她常常会觉得自己非常糟糕，认为自己不够勤奋和聪明。一旦遇上那些似乎显示她不够好的情境，这些观念造成的负性情绪就会跑出来影响她。

舞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在我看来，是和她童年的创伤性经历有关的。在童年，她常常被父母忽视甚至遭受过一定程度的虐待。比如3岁多的时候，手受伤了，她去找妈妈寻求抚慰，她妈妈却丝毫不为所动；在日常生活中，她妈妈也经常会打她，还有很多言语抱怨。而舞者的父亲，虽然没有主动、明显地加入虐待的行列中来，但在这些场合却是隐身的、不干预的。父母本来应该是和她最亲近、互动最密切的人，却以苛责者的形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造成了舞者的负性信念。同时，那些伤痛时刻的情绪、身体反应也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记忆是有痕迹的，存在于神经网络中。2000年，埃里克·坎德尔因为“在大脑记忆存储方面的研究”，与好友保罗·格林加德、阿尔维德·卡尔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研究表明，因为记忆的影响，我们把过去的情绪、生理反应和行为搬到了当下。我们貌似生活在“现在”，实际上依然生活在“过去”。只有把创伤性记忆真正修复了，“过去”才能真的过去。

我和舞者一起寻找了当前生活中会激发她不良情绪的人际关系情境，追溯了有同样负性信念、情绪和身体感受的过往记忆，寻找了应对那些不良情境的资源，做了身体练习。一段时间后，舞者慢慢发生了前面描述的那些改变。

我和舞者一起完成的这些内容，是否可以通过课程的形式推广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呢？感谢壹心理平台的小伙伴，他们愿意和我一起尝试，于是有了《朱志慧的人际敏感课》，接着，又有了您眼前的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我会从“创伤修复”和“认知重建”的角度，以模拟的案例做例子，介绍一些我对“人际关系的高敏感”问题的理解和自助方法。这些方法源自我对心理咨询中认知行为治疗流派和EMDR治疗流派理论和技术的学习和实践。我会使用尽量简单、清晰的语言来介绍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