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雍正革新 从征战到治理的战略转折（9）

雍正却另有一番想法。在给鄂尔泰的密折中，他说，这次要搞个“出奇料理”，用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法来处理此案。雍正写完那封万字上谕还不够过瘾，针对曾静信中的各项罪名，他让内阁专门搜集整理了一大批政府档案——主要是雍正批阅的各种奏章，用快马送往湖南给曾静看。后来又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北京，在刑部大牢里继续阅读，并且不断派人前往监狱质问曾静，让他讲读后感。

比如，曾静说雍正贪财，用五分铜五分铅的雍正铜钱替换掉了六分铜四分铅的康熙钱，掠夺民间财富。雍正就把商议制作新钱时候的各类奏章给曾静看，铜铅的比例是他和大臣们反复讨论过的：康熙钱铜含量过高，民间往往会把钱币融化铸成铜器销售，导致市场钱币流通不足，铜钱与银子比价失衡，才改成的铜五铅五。事实证明改革后铜钱和银子的真实兑换比例比康熙钱更接近官方标准。这项改革是为了方便货币流通，而非政府敛财。

曾静又说雍正残暴好杀，雍正就找了很多刑事案件的奏章给曾静看。这些奏章显示，对各种刑事大案，皇帝总是一再指示要反复认真审理，不可冤杀滥杀，对死刑的批准也总是非常谨慎。

满脑子圣贤书的曾静被这些政府决策文件的复杂程度所震惊，在读后感中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认识，把雍正歌颂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

最后，雍正把他的上谕、对曾静的质问及其回答以及给曾静看的部分档案材料汇编成册，名曰《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并宣布赦免曾静和张熙的罪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宣讲其错误认识的来源以及经过深刻反思后对皇帝、对清朝的新认识。

雍正下令，将《大义觉迷录》列为天下人必读书目，其推行方式跟朱元璋推广《大诰》类似：“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大义觉迷录》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为清朝夺取天下的合法性辩护，声称清朝并不是从明朝那里夺取的天下，而是明朝被反贼李自成消灭以后，清朝来帮助中国人民消灭乱贼，然后被拥戴为新的统治者，合法性极高。另一个内容是为雍正本人辟谣，树立他合法继位、辛勤工作、不好酒色、心系万民的正面形象。这一点倒是比较靠谱，摆事实讲道理。

雍正能够对听信谣言污蔑自己的人手下留情，把各种皇室内幕公之于众，并且列举事实材料跟全天下人讲道理，说明他在继承皇位和完成皇帝的职责方面确实问心无愧，很有些光明磊落、心胸宽广的人君风范。这是好的方面。

但坏的方面则要突出得多。雍正本人可以光明磊落，但对待清王朝争取政权的残酷历史却没法光明磊落。他可以原谅曾静对自己的污蔑，但对影响曾静的“反清复明”思想家吕留良则绝对不能原谅。

被赦免的只有两个人，因为此案而被牵连甚至杀戮的人则数十上百倍于此。

已经死了几十年的思想家吕留良，被认定为案件的罪魁祸首。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吕留良已故的学生严鸿逵被戮尸枭示。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被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被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一些与吕留良有过思想交流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也被处死。吕留良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以及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而以上所有人，都从未跟曾静见过面，更未参与或预知其谋反行动。

总的来说，雍正的“出奇料理”，就是把一桩谋反案硬生生地搞成一次大型“文字狱”。对于此案的处理，法司的意见很明确：曾静和张熙的行为构成谋反，必须杀掉；而吕留良是著名大儒，其文章著作康熙年间就被举报过。康熙当时正在笼络汉族士人，对此宽宏大量，表示不予追究。现在吕留良都死了这么久了，当然就更不应该追究。

如果雍正按照刑部的意见处理，那就是正常的打击谋反，放到任何一个朝代都合理合法。如果他要特别开恩，饶了曾静和张熙，那就是圣恩浩荡，也没问题。但他放过曾静的同时，却大力株连杀戮与吕留良相关的人，不仅不能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反而是在大兴文字狱。

民间对雍正的看法并没有因为《大义觉迷录》而改变，却记住了他残害吕留良一家的事实。以至于在雍正死后，人们普遍相信：吕家有一位逃过株连的四姑娘学习武功多年，最终潜入皇宫割掉了雍正的头颅。“吕四娘传奇”也成了清朝以来数百年长盛不衰的传说故事。

更为恶劣的事情还在后边。《大义觉迷录》公布后，在读书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大部分讨论经过官僚集团过滤后都变成了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也有个别“非正常”言论被反映了上来。

湖广总督的幕僚唐孙镐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揭帖，为吕留良辩护。唐孙镐幼稚地认为雍正收拾吕留良是因为没有认真读过吕留良的书，如果读过，一定会为吕留良的理论所折服。他认为雍正的政绩已经足以支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不需要打击吕留良并毁灭他的思想。他要求总督代他上奏皇帝，并表示愿意到御前跟那些污蔑吕留良的人公开辩论。

湖广总督不敢隐瞒，只得先把唐孙镐逮捕下狱，再用密折把揭帖寄给雍正看，并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揭帖内容。

雍正对此的回复是：“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也就是说，把唐孙镐的文章秘密销毁，别让外人知道，更不要说跟皇帝上奏过，并设法将唐孙镐秘密处死，再找别的借口结案。

这种完全罔顾一切法律和程序、直接密令杀人的做法，用来对付一个给自己写信提意见的读书人，实在骇人听闻。

为了清除吕留良思想的“遗毒”，又引出来很多新的“文字狱”。昆明书生黄琳写文章为吕留良辩护，被处死。江苏巡抚怀疑本地名士徐骏可能跟吕留良有过书信往来，就去搜他的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但抄出来徐骏的日记、诗文，里边有很多对清朝不满的文字，其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更被认为是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文化。雍正下令将徐骏处决，其文稿全部焚毁。江南地区还有其他文人世家也被搜查，下场与徐骏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