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明悲歌 阶级局限与必亡的命运（8）

孙李内讧：抗清运动最后希望的破灭

分裂早在李定国衡阳大捷之前就发生了。孔有德自杀以后，李定国声望大涨，原本就对李定国十分猜忌的孙可望感到李定国更加难以控制。

衡阳大捷之前，孙可望就命令其嫡系将领冯双礼、马进忠等人脱离李定国带兵西返，跟自己会合。这让李定国统率的兵力总数降低。也正因为如此，衡阳大捷只是利用谋略击溃清军，虽然在乱军之中击毙了满洲亲王，震动天下，但未能大部歼灭清军主力。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李定国本人对孙可望在大西军中的领袖地位也一直不以为然。他在取得桂林大捷后，第一时间并不是向孙可望报捷，而是派遣使者向贵州安龙的皇帝朱由榔报告胜利。尽管他将孔有德的首级和部分战利品献给了孙可望，但这种越过孙可望向皇帝报功的行为，明显不利于农民军内部的团结。毕竟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孙可望都是他的直接领导。越过直接领导向皇帝打报告，就意味着对直接领导不信任。尤其是在孙可望跟皇帝还有矛盾的时候，这就带有明显的政治表态意味了。

李定国的这个举动意思很明显，就是尊崇皇帝，只把孙可望当成了行政上级。也就是说，荣誉归于皇帝，战利品交给领导。如果孙可望和李定国本来就是南明政府军的将领，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大西军是来自农民起义军的队伍，接受南明皇帝封王不过是为了团结南明其他抗清势力而已。这种情况下，李定国的这个做法就更加不妥。

孙可望对李定国越过自己直接向皇帝报捷的行为感到大为光火。这应该是他在桂林大捷后召回了李定国部分手下兵马的原因之一。不过双方仍维持着表面的团结。衡阳大捷后，孙可望派遣使者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表彰他两蹶名王的功劳。

令人意外的是，李定国竟然拒绝了孙可望的封赏。他回绝的理由是：封王只能是皇帝的权力，而孙可望只是秦王，一个王给另外一个人封王显得不伦不类，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这一举动明确否认了孙可望作为大西军最高领袖的地位，真的只把他当成南明政权的一个藩王来对待。孙可望决定惩处李定国，派遣使者以商量抗清战略的名义试图将李定国召回并处理。大战之际召回前敌主帅是大忌，不管用什么理由，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打算临阵换将的意思。以李定国的智慧，当然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的图谋，因而拒绝前往。这样，二人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了。

孙可望带兵一路前行，同时命令李定国向自己靠拢。名义上说是打算与李定国合兵一处，进剿清军，但其实是想趁机抓捕李定国，夺取他的兵权。这个计划实在是骇人听闻，因为李定国此时已经成为全国抗清斗争的旗帜，直接带兵逮捕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就算这个计划能成功，也必将造成大西军内部分裂，对抗清大局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但孙可望被权力欲望和自尊心冲昏了头脑，下定决心动手。关键时刻，刘文秀的旧部向李定国紧急报信——他们对于孙可望之前剥夺刘文秀兵权的做法本来就心怀不满。李定国得到消息，紧急带领部队南下广西，脱离与孙可望部的接触。

大西军的内斗让歼灭清军主力的希望破灭。1653年二月，清军得知了孙、李内讧的消息，经过休整的主力再度南下，攻击孙可望部。孙可望大败，匆忙逃出湖南。清军为了报大西军击毙满洲亲王之仇，在湖南南部大开杀戒，无数的城镇和村庄遭到血洗，数百万百姓死于屠杀，人口为之一空。

同时，广东的尚可喜也趁机派兵收复了广西梧州和桂林。这样，李定国两蹶名王取得的大好局面就完全灰飞烟灭了。

想要利用孙、李矛盾的不仅是清军，还有远在贵州安龙的南明小朝廷。得知大西军内讧的消息，大学士吴贞毓等人欣喜若狂，他们秘密说服皇帝，颁下密旨，派遣使臣前往广西请求李定国带兵前来救驾，带他们脱离孙可望的控制。这个幼稚的阴谋很快就败露了，孙可望下令将吴贞毓等十八名参与密谋的大臣处死，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李定国接到皇帝的诏书以后，并没有马上去往安龙，而是继续在广西、广东一带指挥抗清。不过由于他与孙可望的关系彻底决裂，得不到任何来自贵州和云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支持，大部分作战计划都以失败告终。他还试图与郑成功联系，东西夹击夺取广州。但郑成功始终将保护自己在沿海和海上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抗清放在第二位。他觉得大西军实力比他强大，手里又掌握着永历皇帝，合兵之后自己无法掌握主导权，独立性会受到威胁，因此对李定国的提议并不热心。其时郑成功还在与清军议和，想以名义上的投降换取清廷册封，让郑氏家族可以永远镇守福建沿海。郑成功只派兵在沿海游行了一番，声援李定国，并未实际与清军战斗。

到了1656年，李定国在两广无法立足，这才以解救皇帝的名义带兵西返，秘密进入安龙，将朱由榔带往昆明。云南此前一直由刘文秀和李定国共同控制。刘文秀被解除兵权以后，在云南仍然很受尊重。李定国带兵回到云南，刘文秀十分欢迎，二人再次联合主政云南。云南也就脱离了孙可望的控制。

永历朝廷到昆明后，将李定国封为晋王、刘文秀封为蜀王，与孙可望并列为一字王，让他们在名义上不再是孙可望的下级。

李定国离开两广，清军这才集中力量进攻孙可望。孙可望是搞根据地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好手，手下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又有比较稳固的后方根据地支撑，原本可以与清军主力一战。但他并不具备李定国的军事才能，只知道打正面的阵地战。清廷集合清军主力、广东尚可喜、四川吴三桂的军队，在实力上已形成绝对优势，如果打阵地战，大西军绝无获胜的希望。大西军将士虽然英勇奋战，给清军制造了很大的杀伤，但最终还是节节败退。

孙可望无法与清军抗衡，只能调头南下，向李定国发动攻击，试图夺取云南。孙可望此时的兵力仍然远胜李定国。但大多数将领和士兵拒绝自相残杀，加上他们早就对孙可望的军事指挥才能感到十分失望，怀念李定国两蹶名王的功绩，因此很多人倒向李定国，还有一些将领选择悄然带兵离开。这样，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交战中一触即溃，基本上全军覆没。李定国派人劝他到昆明向皇帝认错，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秦王。但孙可望拒绝了。他选择了北上向清军投降。

孙可望的这个决定证明他只是一个野心家、一个投机分子，让这样的人掌握农民军的领导权是明末农民战争最大的悲哀。考虑到张献忠之前在四川滥杀的行径，他的继承人存在这样的缺陷也实属正常。也许我们可以说，虽然后来崛起的大西军看起来有可能逆转抗清局势，但实际上从李自成败亡的那一刻开始，最终的失败就已经注定，因为农民军内部已经没有能担当大任的领袖人物了。

清廷对孙可望投降感到非常高兴，立刻把他封为“义王”。孙可望将云贵地区的地理和兵力情报和盘托出，并且强烈要求亲自带兵再度南下与李定国决战，报仇雪恨。这也可以看出，孙可望心胸狭隘，很容易让情绪战胜理智，他在个人恩怨和国家大义之间选择了以个人恩怨为重，宁可当叛徒也不愿意在昔日的小弟面前低头。清廷当然不会再给他兵马，而是把他送往北京软禁起来。1660年，正值壮年的孙可望神秘地死于北京的豪华府邸，有传言说他是被清廷毒死的，但今天已无从考证。

孙可望降清后的遭遇，让一直试图跟清军议和的郑成功看清了形势。郑成功明白，清廷绝不可能让自己在东南沿海安安稳稳地当土皇帝，如果降清，自己绝逃不出父亲郑芝龙和孙可望那样的结局。清廷方面，在孙可望投降以后，对郑成功的招降态度也迅速降温，因为没什么好条件可以谈了。郑成功被迫转而坚决抗清，而且试图跟远在云南的李定国联合。不过为时已晚，李定国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率云南一省以对抗清廷，很快就被清军打成了游击队。郑成功组织的北伐也以惨败收场。永历皇帝逃入缅甸。

清廷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缅甸方面将永历皇帝抓起来交给了负责镇守云南的吴三桂。1662年，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处死，南明政权覆亡。李定国得知皇帝遇害的消息，悲愤不已，不久后因病去世。

李定国主力被歼灭后，清军将主力转移到福建，展开对郑成功的攻势。郑成功无法在福建沿海立足，于1661年带兵攻打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1660年，清军主力向郑成功在沿海最后的据点——厦门岛发动总攻。这一次投入作战的清军，仅满族士兵就有1万多人，非满族士兵约3万人，战船400余艘。

但清军不善海战的弱点暴露了出来，仓促组建的舰队在海战中被郑成功消灭，登岛部队也几乎被全歼。这一仗仅史料记录中就有超过80名清军将领阵亡，普通士兵更无法计算。

厦门之战让清廷被迫放弃快速消灭郑成功的思路，转而采取坚壁清野战略。1661年，清康熙元年，辅政大臣鳌拜下令，自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50里，并将这些地方的房屋全部焚毁，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禁止一切非官方的海上贸易，让郑氏集团无法从大陆获得任何经济来源。

为了方便管理，清军又纵火烧山，尽可能地将森林树木焚烧干净，以禁绝任何走私行为。然后，又沿途设立碉堡，派兵驻守，有敢越过50里边界的人立刻诛杀，无须经过任何审判甚至警告。阮旻锡在《海上见闻录》中说“京中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边居民之内地……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福建莆田县黄石镇的一个千总叫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