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明悲歌 阶级局限与必亡的命运（1）

闯王之死：“联虏平寇”战略下的两败俱伤

在明清换代的整个过程中，农民起义军或者来自民间的反抗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人民的反抗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主线，并得到充分的肯定。著名历史学家顾诚的《南明史》开创了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历史研究模式，是有关明清换代的经典著作。

南明政权是明末反动统治阶级苟延残喘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个政权极度仇视农民起义军，在一开始就定下了“联虏平寇”的基本战略——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只是由于清军拒绝联合，反而主动进攻南明政权，南明政权才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与清军开战。但南明政权自始至终都拒绝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清，只要稍有喘息，就向起义军发起攻击，或者想办法挑拨起义队伍内部的矛盾制造分裂。南明政权内部，高层忙于争权夺利，各路军阀势力各自为政，而且大部分势力缺乏抵抗到底的决心，骑墙投机心态盛行，一旦形势有变就随时准备投降清军。

精英阶层无法实现团结一致，是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在北京登基称帝以后，明王朝即宣告灭亡，大顺政权暂时成为明朝的“法统”接替者。由于清军入关，大顺政权放弃北京撤退回到陕西，中国便形成了包括大清、大顺、大西、南明等多个政权割据一方、逐鹿天下的局面。此时南明不是正统、大清不是正统、大顺也不是正统，谁打赢了谁就是正统，暴力成为最终也是最直接的手段。

大顺军撤退以后，华北地区曾经投降大顺的地方军阀和豪强立刻反攻，杀掉大顺军将士，然后向清军投降——这些反动、无耻、腐朽的明末统治阶级在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在民族大义和阶级利益之间坚决选择了后者。清军招降各路军阀豪强后势力大增。

在清军与大顺军争夺陕西、河南等地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乐于袖手旁观。大部分南明高官不是蠢就是坏，希望双方两败俱伤。他们不知道，清军其实把他们当成了头号消灭对象。清军没有预料到起义军的战斗力和斗争意志都大大超过南明政府军。由于南明皇帝有朱明血统，因此清军把南明政权作为统一中国的最主要障碍，将起义军仅仅列在第二位。

等陕西、河南基本平定以后，清廷摄政王多尔衮将清军分兵两路：一路是以满蒙军事力量为主的清军核心主力，由多铎统率南下，准备一举消灭南明政权；另一路由英王阿济格、吴三桂带领，从大同出发，南下前往延安，从北面攻打李自成的根据地陕西——这是当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南下攻占长安的路线。

多尔衮的这个决定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把两支主力在空间上长距离分开，跟当年的萨尔浒之战一样，很有可能在局部丧失兵力优势，遭到重创。尤其是把最强的战斗力分到南路，而实际上当时农民军的战斗力已经远远高于南明政府军了。

但大顺军方面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战略错误。在多铎大军刚刚开始南下，还没有深入南方腹地与南明军交战的时候，大顺军立刻组织在河南怀庆等地展开反攻，连续攻克济源、孟县等地。清军怀庆总兵金玉和带兵出战，全军覆没，金玉和及其副将、参将均被大顺军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的府城沁阳，清军卫辉总兵祖可法带兵增援，也被围困于城中。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大惊失色——这是清军自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遭遇的最严重的失败。

怀庆战役在局部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却是极大的错误和败笔。我们不清楚它是李自成安排的，还是当地大顺军自己发起的。总之，怀庆战役改变了多尔衮对整个战局的战略判断，他意识到，农民起义军才是威胁清军统一中国的最可怕的敌人。他立刻命令多铎的大军停止南下，转而向西去攻打潼关。这样，李自成在陕西就面临着两路大军夹击的不利局面。

李自成原本计划在延安附近与阿济格的清军展开战略决战。阿济格兵力只有8万，而且有很大部分是刚投降的大同守军，他们远道来袭，如果双方在延安附近决战，大顺军集中10多万精锐，以逸待劳，获胜的把握很大。重挫阿济格的军队之后，由于多铎带领的清军主力会深入江南地区，被南明军队拖住，那么大顺军乘机反攻，清军北方空虚，就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李自成退出北京以后，几乎没有在山西、河北地区组织抵抗，而是快速撤退进入陕西，地盘虽然丢得多，主力损失其实不大，在战略上似乎有诱敌深入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怀庆战役很有可能不是他部署的，而是留在河北的大顺军自己发动的。这也暴露了大顺军在组织上的严重问题——由于从陕西进攻北京和从北京撤退的速度都太快了，指挥系统出现严重脱节，导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悲惨结局。

等清军主力不再南下，而是向潼关开拔以后，大顺军面临的形势就很严峻了。潼关守军只有不到1万人，无法抵抗。李自成犹豫再三，决定放弃在延安决战的设想，带领主力南下守卫潼关，试图先在潼关击退多铎的军队，再回过头去打阿济格和吴三桂。

此时，最大的胜负手其实已落到南明政府手中。多铎带兵前往潼关，清军主力部队几乎全部都指向了陕西方向。此时清军在河南、河北、山东兵力十分空虚，少量的守军也几乎都是新降的原明朝军队。南明政府手握数十万兵马，若此时发兵北上，地方大部分守军会骑墙观望，甚至闻风而降。多铎大军首尾难顾，如果掉头去打南明起义军，大顺军就可以乘胜追击；如果不掉头，北京空虚，局面更危险。

但是很显然，南明高层绝不会有救援起义军的觉悟。有几个地方官员倒是上书南京请求发兵北伐，但遭到了严厉的斥责。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思路更是清奇，竟然建议派兵前往陕西，会同清军一起剿灭大顺军。不过这些争论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南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根本就调不动，不管是“联虏平寇”还是“北伐中原”，都只能在奏章上过过嘴瘾。军阀们都想保住自己的地盘，让别人去送死，因此南明军最终选择了按兵不动。

清军与大顺军在潼关展开激战。经过大约20天的战斗，双方仍然不分胜负。李自成多次主动出击，希望快速击退敌军，然后回师再去打阿济格，都以失败告终，只能依靠潼关固守。

从多铎带兵前往潼关，已经过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南明方面坐山观虎斗，落得清闲。一个月后，阿济格和吴三桂带领的另一路清军已经越过延安南下，即将进入关中平原，逼近西安。大顺军主力在潼关，西安空虚。大顺政权的许多物资，以及军官们的家属都在西安。如果西安失守，坚守潼关就没有意义。1645年正月，李自成只能将主力撤出潼关，返回西安。

李自成撤退后，潼关守将马世耀立刻向清军投降。

清军接受投降后设下埋伏，将7000降军全部杀掉。事后，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发现马世耀派出奸细联络李自成主力回援，里应外合夹击清军，因此马世耀是诈降，清军被迫杀降。

这种说法很可能只是借口。如果诈降是李自成的谋略，那么必然会提前说好里应外合的方式，无须投降以后再来联络。如果不是李自成提前做好的安排，潼关守军投降以前不通知李自成，而是在投降以后再派人去追李自成，请他带兵返回夹击清军，李自成绝不可能相信，等于多此一举，给清军送上杀降的理由。当时的情况是，大顺军主力还在，清军占领潼关后需要继续追击，没有时间慢慢消化这刚投降的7000人马，也不可能把他们留在潼关，这应该才是清军决定杀降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并未久留，只带走了家属和物资，南下经蓝田、商洛往襄阳撤退——这是当年刘邦带兵攻打咸阳的路线。

清军不战而占领西安。然后，由阿济格、吴三桂南下追击李自成，多铎部回头再去打南明。南明政权看热闹的好日子就此结束了。

多铎统兵南下，1645年四月廿五日攻克扬州，杀兵部尚书史可法，屠城10日——此时距离潼关战役只过了3个月。然后，弘光帝朱由崧出逃安徽芜湖，南明政府高官打开南京城门投降清军。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朱由崧，于五月廿二日将其活捉，后押送至北京杀害。

在多铎南征的同时，阿济格也带兵对李自成穷追猛打。大顺军连战连败，不断往南撤退。在1645年五月初四这一天——也就是“扬州十日”屠城的最后一天——李自成带数万人马行军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自己带了28个骑兵外出侦察，不料遭遇当地团练的袭击。这些团练是当地的地主豪强组织起来保卫本地不受流寇侵扰的队伍，他们以为这二十多人是普通流寇，仗着人多一拥而上，李自成在混战中不幸身亡。

李自成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过继承人。在清军的连续追击中，许多重臣名将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李自成死后，大顺军内部没有再出现一个公认的皇位继承人，大顺政权也就宣告覆亡了。大顺军剩余部分散到许多地方，各自独立作战。

南明这边，朱由崧被捕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被拥立为监国——因为朱由崧没有立即被杀，皇位暂时还没有空缺，所以只能监国不能称帝。

潞王朱常淓，就是之前被东林党认为非常贤能、应该取代朱由崧继承崇祯皇位的那个人。现在，由于朱由崧被俘，东林党“立贤”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朱常淓不愧为东林党看得上眼的人物，在软弱无耻方面跟东林党有一拼。他一上台就主张割让江南四郡给清军，以谋求议和，当然被清朝拒绝。然后他就决心降清。清军围攻杭州、将士们还在浴血奋战之时，他竟然亲自到城墙上以酒肉劳军——不过不是犒劳南明军，而是清军。还在为保卫监国而战的将领们目睹此情景，极为愤慨，随即放弃守城，转而南下拥立鲁王朱以海为新的监国。

农历六月十四，朱常淓开城投降，被押送到北京。他在北京又上疏清廷“恭谢天恩”，自称：我原来的驻地卫辉地区被李自成等草寇侵害，不得已南下到杭州避祸；幸而“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对清廷给以“日费”和“房屋”感激不尽，表示全家每天都会穿着草鞋布衣烧香拜佛，祝颂清朝统治者“圣寿无疆”。

即便这样摇尾乞怜，清廷仍不打算放过他。把朱常淓关押了几个月之后，清廷宣布发现朱常淓“私匿印信、图谋不轨”而将其处斩——跟在潼关杀降的借口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