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浩劫 文明视角下的明清换代（4）

四川惨屠：谁是川渝人口灭绝的主凶

在明朝核心版图中，抵抗到最后的是四川地区，受战争摧残最严重的也是四川地区。明朝末年，四川地区大约有几千万人口。经过明清战争，到了康熙初年，只剩下数万人。

四川大屠杀的责任，清朝以及投降清朝的官员完全栽赃给了张献忠。但张献忠是1647年死的，此时距离康熙十九年四川人口最低点还有30多年。张献忠死后，他手下的部队很快就离开了四川，前往广西、云南等地。随后，清军肃王豪格就带数万人马入川，试图占领四川。如果此时四川人口已经被张献忠屠杀殆尽，豪格应该会很顺利地占领四川。

但实际情况是，在大西军离开四川的情况下，豪格的大军仍然未能横扫全川，在南下过程中屡屡遭遇失败。击败豪格军队的是四川地方军阀杨展。豪格是清军名将、皇太极的长子，参加过清军征服蒙古的一系列战役，后来又在锦州之战、松山之战等一系列关键性战役中立下过战功。张献忠就是在和豪格交战的过程中被击杀的。要想击败豪格亲自带领的大军，需要很多的兵力和极强的后勤保障能力。如果四川人口都被张献忠杀光了，哪里来的人力物力对抗豪格的大军呢？

杨展所统治的地区不仅兵精粮足，而且还救济过从清军占领地区逃过来的大量难民。光是救济难民就用了上百万石粮食。一般救济难民不可能每人发下一年的口粮，救济一个月也足够渡过难关了。按每人救济粮为三斗计算，杨展救济川西、川北难民的数量就在300万人以上，如果把得到救济银子的人也算上，就更多了。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光是从川西、川北地区跑到川南地区的难民估计就有300万以上。杨展后来死于四川军阀的内讧，证明四川其他地区的军阀实力也不弱，更能说明四川人没被张献忠杀光。

由于军阀之间的矛盾，豪格虽然败走川南，但清军仍然可以控制四川北部一部分地区，还任命了四川巡抚，负责管理和军事镇压。四川巡抚李国英在顺治五年的报告中说：“不意王驾凯旋，寇党又复四起，……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两个月后又报告说：“肃王平定凯旋之后，余孽蜂起，无地无贼。”这里的“凯旋”当然是自吹自擂，意思就是豪格的大军撤出四川以后，整个四川到处都是抗清起义，到了“全川皆贼”“无地无贼”的地步。若是四川人都被张献忠杀光了，这些让四川巡抚紧急向中央求援的“贼”又是从哪里来的？

大西军在云南、广西等地站稳脚跟以后，张献忠的继承人孙可望又派遣刘文秀带兵杀回四川。黄宗羲《永历纪年》说：“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黄宗羲是东林党一派，非常仇视农民起义，后来又派儿子和弟子帮清朝撰写《明史》，没有道理为大西军说好话。如果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蜀人听说张献忠的军队又回来了，肯定是跑都来不及，又如何会“多响应”呢？

四川遍地发生反清起义行动，四川人民积极欢迎大西军杀回四川，表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张献忠死后，四川人还多得很；第二，四川人民对杀掉张献忠、赶走大西军的清军并不买账，反而很欢迎大西军回来抵抗清军。可见，就算张献忠在四川有杀人行为，跟清军入川制造的死亡数量比起来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川人对此心里是有数的。

关于张献忠到底有没有在四川展开大屠杀，相关的历史考据非常多。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百年，诸多材料已被翻来覆去地争论，我们不细讲，这里只做一下总结。支持“张献忠屠蜀”的文献记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遭遇屠杀的人物或其后代记录的亲历材料。张献忠在四川确实杀了很多人，但主要是明朝的宗室、官员、地主、豪强，以及他们组织起来对抗农民起义军的军事力量。这批人同时也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其中很多人的后代后来投降清朝。他们把自己家族所受的屠杀记录下来，中间再夹杂一些道听途说的骇人之语。从入川之前的事迹来看，张献忠杀人比李自成更狠一些，手段也更为残暴，在四川连续与南明政府军、各路军阀和地主豪强武装反复征战，杀人肯定不会少。但不能说明张献忠进行过类似于清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无差别的大屠杀，更不能说明四川人口从几千万减少到几万人的罪魁祸首就是张献忠。

第二种是详细描写张献忠在四川进行无差别大屠杀的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真实可信，那么“张献忠屠蜀”当然也就真实存在。但遗憾的是，经过清朝长达上百年的文字狱，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史料基本上都已面目全非。比如记录张献忠屠蜀最详细的《绥寇纪略》，它的作者吴伟业并没有到过四川，而是根据一本来历不明的《鹿樵野史》写的。而且写完之后，“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清朝编写《明史》的时候搜集史书，吴伟业的学生邹漪对《绥寇纪略》进行了全面修改，十成文字中有五成文字被窜改了。因此这种材料确实难以采信。

在《明史》撰写过程中，除了《绥寇纪略》，另一重要参考文献是毛奇龄的《后鉴录》。毛奇龄是《明史》的重要编纂者，万贵妃给明宪宗的后宫堕胎的“故事”就是他写到《明史》里边去的。他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史学家，在他记录的“历史”里边，有很多的事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比如关于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殉葬的记录，明朝各个时期的史料里都没有记载殉葬人数，只有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精确地说是46个人，天晓得这么精确的数字他是从哪里看来的。

毛奇龄在《后鉴录》里对张献忠杀人的方式进行了有趣的总结，比如用狗去闻犯人，狗走到谁跟前就杀谁，叫“天杀”；派军队分屠各州县，叫“草杀”，等等。别的文献中都没有，只有毛奇龄编写的野史里边有。按照《后鉴录》的记录，张献忠用五花八门的奇怪方式杀人，竟然总共杀了超过6亿人。这种材料显然是不可信的。

第三种材料最独特，就是外国传教士的记录。有很多人其他材料都不相信，但觉得外国传教士的记录实在是不能不信。杜车别对此做了考证，很有说服力：外国传教士对张献忠屠蜀的记录集中体现在《圣教入川记》这本书中。但这本书的作者、法国人古洛东出生于1840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四川大屠杀发生200年之后，其资料来源的可靠程度是需要仔细考察的。

书中有关张献忠屠蜀的记录是从别的地方转载过来的。转载的来源是安文思的《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另外一本外国传教士的《鞑靼战记》里边，也记录了张献忠屠蜀的事情，但内容也同样来自安文思的这个文章。也就是说，安文思是总来源。

安文思是葡萄牙传教士，他在清朝初年去四川传过教，还在张献忠的军队里面担任过官职。他有资格记录四川大屠杀。不过，在大西军失败以后，安文思被清军逮捕了，1662年被送往北京，遭到严刑拷打，受夹棍两次，并被判处绞刑。但不知何故，清廷最终没有杀掉安文思，后来甚至让他陪伴年少的康熙皇帝。根据其他传教士写作的《安文思传》，安文思花了很大一番心思，学了不少西方工匠的本事，用来讨好康熙皇帝。最后安文思因为双脚曾受夹棍之刑旧伤复发而死。

显然，安文思写作《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的时间只能是他被清廷逮捕并遭受酷刑逼供之后。这段时间，他开始醉心于学习工匠技术讨好康熙皇帝。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献很可能是在抹黑张献忠，可信度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