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浩劫 文明视角下的明清换代（1）

亿万生灵：明朝末年人口数量与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

改朝换代，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但清朝定鼎，杀的人确实也太多了。

明清换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事件之一。根据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的估计，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很可能超过了2亿，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的总和。

当然，这是最高的估计。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认为，明末总人口在2亿左右，到了清朝初年只剩下了7000多万。即使按照这个偏低的估计，明清换代带来的人口损失也在1亿左右，这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直以来，很多历史学家、人口学家认为，明朝末年中国的人口应当在六七千万左右，最多也就1亿多一点。但明朝初年的人口就已经达到7000万——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为了制定收税标准，对全国户口和土地进行过普查登记。根据这个普查资料可以推算出，明朝初年的人口应该在70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很靠谱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20多年，各级行政机构运行成熟。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政府机构的清廉高效保持得相当不错。

此后200多年，明朝内部始终保持总体和平稳定，人口应该会持续增长。明朝之前，北宋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到宋徽宗大观三年的129年间，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9‰左右，人口达到了1亿。北宋的人口统计比明朝靠谱，因为它有严密的保甲制度，而明朝没有。明朝之后，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通过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可以估算出当时的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8.2‰。明朝的社会稳定程度超过了北宋和民国，增长率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对明朝的人口增长率，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有过一个估计：“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三十年翻一倍的增长率，折合下来是大约每年增长2.4。徐光启是数学家，对数字有清晰的概念，又是明朝人，他的估计应该是权威的。这大大高于我们8‰至9‰的估算。考虑到小规模战乱和饥荒的因素，按照8‰来估算古代和平时期人口增长，也只会低估不会高估。

即使按照8‰的增长率计算，明朝经过200多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总量也可以从7000万增长到5亿，即便增长到两三亿以后增速放缓，超过4亿总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多人，按照当时的生产力能否养得起呢？

答案是，不仅养得起，还能丰衣足食，甚至奢侈享乐。就土地的供养力来说，明朝后期，张居正主持变法，对天下田亩进行测量统计，明朝全国耕地面积是12.2543亿亩。耕地面积测量后得到的结果，是国家收税时用的标准，因此相对保守，只会少量不会多量。

明末农耕技术高度发达，全国平均亩产偏低的估计是260斤，中等的估计是346斤，偏高的估计可以达到400斤。其中，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在研究古代粮食产量的文献中影响力较大，是一本经典著作，自1985年出版以来多次再版，在史学界有较高的认可度。不过，吴慧的估计主要是基于明朝中前期的资料，而且没有把双季稻的因素考虑进去。杜车别的估计用的多是明末的资料。这样，两个人的估算就并不矛盾，即明朝中前期的平均亩产可以达到346斤，明朝末期可以达到亩产400斤。这两个估算数据也都没有考虑红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在明朝后期的引进和推广，只计算了稻米和小麦这两种主粮的产量。

一般认为，每人每天需要摄入相当于2000千卡的食物。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人均食物热量摄入也长期维系在这个水平。即每人每年需要730000千卡的食物摄入量。每公斤的大米热量大约是3500千卡。由此可知，人均粮食年产量大约208公斤以上即可基本实现温饱，而且还能养活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若明朝平均亩产为260斤，两亩土地的产量养活一个人绝无问题，人均2.5亩地就可以丰衣足食；若是亩产400斤，人均2亩地就能产生较多的农业剩余。

12亿亩的耕地，最多只需8亿亩用来种粮食，就可以养活4亿人。剩下的4亿亩用来种植蔬菜、油料作物、动物饲料或者棉花、桑树等为手工业服务的经济作物，供4亿人吃穿用度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创造极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供上层阶级奢侈享乐。

在大部分地区保持和平、土地粮食产量足够、手工业高度繁荣的情况下，明朝人口保持正常的增速，一直增长到4亿，不会有什么障碍或瓶颈。

那么，为什么明末的实际人口数量会大大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呢？

这是因为，明朝征税实行土地税和人头税并行的制度。土地数量曾经多次重新丈量，作为征税的新依据。但征税的户口，两百多年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新调查登记，都是各个地方根据人口的死亡和出生数量每年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完全沦为形式：一年一年原样照抄，或者随意做一点增减，以免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登记在册的纳税和服劳役的户口数，洪武十四年是1065万户，到了近200年之后的万历六年

是1062万户，竟然基本没变化，还少了3万户。这显然不可能，说明在估计明末人口的时候，在册户籍数已经失去了参考价值。

纳税人口和实际人口之间的比例，万历年间出使中国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有个叫夏苏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70人，但他只纳七个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60人，他只交四个人的税。”在这个记录中，第一个例子的纳税人口与实际人口的比例是1∶10；第二个例子是1∶15。若是1∶15，则7000万的纳税人口，就要对应超过10亿的真实人口；若是1比10，则对应7亿的真实人口。就算打个六折，估算一个纳税人口后面还隐藏着五个未纳税人口，那么明末人口总数也超过4亿。这样的估算很粗略，样本也太少，但确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支持我们根据人口增长率得出来的结论，合理推测明末人口在4亿左右。

除了总量的统计，对于4亿人口的空间分布，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也有详细的测算和史料分析。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南京和苏州，人口为三四百万；杭州、北京、广州则在200万左右。这种估算有诸多史料作为依据：比如，明朝在南京生活的顾梦游有“城内连云百万家”之说，又有“南京十三门内外人家几十余万”的史料记录；修于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说“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引用明代笔记，记载了杭州最主要的粮食供应仓库，每两个月就要消耗62万石粮食。这个数量足够养活200万人；1650年清军在广州屠城，被杀害的人数就高达70万。此外，杜车别还根据史料记录的建筑和人口密度进行了对照估算。

一般地区级别的商业中心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如扬州、济南、福州、开封、武昌、临清、南昌、西安等，人口则在100万左右。如崇祯年间高起潜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就说：“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也就是说，即使不算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员，临清的常住人口也近百万。《扬州十日记》中记录，清军在扬州屠城，被杀害的人数就有80多万。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城市人口”指的是“居住在城镇化地区且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口”，而不是“居住在城墙内的人口”。古代城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其大小主要跟政治军事地位有关，跟人口关系不大。在很多地方，大部分城市居民平时并不住在城墙内，用今天看到的古代城墙范围来推算人口密度进而判断城市人口上限的算法是错误的，而且会差得很远。在一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因为深处内陆腹地，城墙又矮又小，主要也就防个强盗。相反，在一些人口稀少的边关重镇，城墙却高大雄伟。据明朝史料记载，苏州“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阊门是苏州城墙的西门，从这里到枫桥，商业和住宅就绵延二十里，这些人显然要算作城市人口。《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也讲道：“明代济南成为省会后……城内空间拥挤不堪，一些住户、商人、官僚，甚至行政机关，只好在城郊选址建房，致使城郊迅速形成人烟稠密的居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