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官原因（2）

诗中说自己已经年近半百了，早就有隐居山林的志向，这次决定不再因为一介微官而违背自己的心愿了。尾联“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是说既然辞掉官职是可以由个人来决定的，那我又何必让我的身心为形体所拘役呢？这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的意思很接近，清楚地表明杜甫是主动离职、自动弃官的。因此陈贻焮先生指出，这便是杜甫的《归去来兮辞》，是他的弃官宣言书。杜甫对肃宗的态度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当初他冒死从长安逃到凤翔“麻鞋见天子”的时候，对肃宗授予他左拾遗之职无比感激，此后他忠诚地履行着自己作为谏官的职责。等到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之后，杜甫越来越看清了肃宗的真实面目，对其刚愎和昏庸越来越感到失望。而这年关辅地区严重的饥荒，无疑是促使杜甫弃官离去的加速剂。他到秦州以后写的《秦州杂诗》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这个“悲生事”，既是指关辅大旱、米价暴涨，天灾和饥馑导致的吃人惨剧，也是指长期战乱导致的满目疮痍，当然也有对君主的绝望与疏远。在天灾和战乱的威胁下，要带领全家人绝境求生，就必须远离关辅地区这个战乱和灾荒中心，去其他地方寻求安身之所。受史传的影响，诸种杜甫传记谈到杜甫华州弃官的原因时注意力多集中在躲避饥荒上，却忽略了躲避战乱这个关键因素。杜甫在《秦州杂诗》中说“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他在西去秦州的路上还在打听那里是否有烽烟和战火，可以佐证其弃官的初衷即为躲避战乱。另外，杜甫晚年在《长沙送李十一衔》中说“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所谓“西康州”即同谷，杜甫在诗中明确表示他携家到同谷是为了“避地”，即躲避战乱，则其从华州弃官远赴秦州也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使用“以杜证杜”的方法便可发现，杜甫在诗中经常使用“避地”一词表示逃避战乱，如《避地》诗云“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南征》诗云“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可见除了躲避饥荒，远离关辅地区这个战争中心也是杜甫弃官远徙的重要原因。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杜甫华州弃官的原因，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考满罢秩说”，指出从唐代铨选制度的角度来看，杜甫在乾元二年也必须离职。这是因为唐代的铨选制度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以年为考，四考为满，考满罢秩”。也就是说，唐代中下层官吏四次年度考核已满之后，就得停官罢秩，待家守选。杜甫于天宝十四载秋被授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至乾元二年正好满四年，故须罢秩守选，回家再等五年才可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再次被授予官职。不过制度是死的，社会和人却是活的。从天宝十四载到乾元二年，这中间正值安史之乱，在国家如此动乱危亡之际，吏部对官员的劳考记录是否还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朝廷的铨选制度是否还能和平时一样正常执行，这些都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从铨选制度的角度恰好能解释杜甫为何乾元二年华州罢官，但这并不是杜甫罢官的主要原因。不过“考满罢秩说”从唐代官制的角度考察杜甫弃官的原因，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因此也值得参考。

总之，战乱和饥荒的威胁、生活的困馁无助、对昏君的反感与绝望，最终促使杜甫下定决心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这个官职，远离关辅地区，远离饥荒和战争中心，也彻底远离肃宗和朝廷。他带领全家老小远赴秦州投亲靠友，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艰辛坎坷之路。

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是其在仕途上遭受的重大打击，他在华州任上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心情很是沉重，精神非常低迷，所以他在以后的诗歌中绝口不提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倒是常以左拾遗自称。不过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杜甫在任左拾遗期间，作为皇帝的侍臣每天陪伴在肃宗左右，诗歌内容大多为描写宫廷生活及同僚唱和，如果长此以往，他就看不到那满目疮痍的人间惨象，也听不见百姓与士兵的呻吟哀号。而贬官华州使杜甫远离了皇帝和朝廷，在流离奔走中，他的目光又一次聚焦于百姓，并且他自己也真正融入百姓之中，成为他们忠实的一员。于是他用现实主义的笔墨真实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吐露了下层百姓的心声，成为时代的代言人，铸就了一代诗史，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杜甫远离朝廷和皇帝，正是中国文学史之大幸。换句话说，文学史之幸正是建立在杜甫遭遇的坎坷经历之上的。

赞曰：

华岳夐绝，仙隐峰巅。我来潏水，义鹘事传。

物情报复，快意目前。司功主责，选能荐贤。

今兹策问，时务为先。邺城反覆，石壕未眠。

潼关诗兴，史笔著篇。维仕有恒，君昏则迁。

粪土遇我，寇雠殊悬。弃官西走，秦陇风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