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三别”（1）

乾元二年三月，杜甫要从洛阳返回华州了。恰在此时，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之战也爆发了。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城北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二月，他率领精兵南下邺城前来援救安庆绪。九节度使率领的唐军在安阳河北扎营，史思明则驻军于邺城之外五十里，远远地与唐军对峙。自唐军围困邺城以来，城内的安庆绪部缺乏粮食，而唐军也因久攻不下，疲惫不堪，士气不足，双方都在苦苦坚持。到了这年三月初六，唐军步骑六十万在安阳河北岸列阵，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与唐军展开决战。因叛军人数少，唐军刚开始以为他们只是一股游军，并不介意。史思明率军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等大将也奋勇抵抗，双方损失相当。正当两军相交胜负未分之际，突然一场沙尘暴袭来，只见大风急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均大骇，于是唐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然而相对叛军而言，唐军的损失更为惨重，不仅兵员死伤很多，而且甲仗辎重差不多全部遗弃于路。郭子仪军原有战马万匹，战后只存三千，甲仗十万，几乎丢弃殆尽。他只好切断河阳桥，退保洛阳。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的官吏也向南逃奔他州，其他几路节度使的兵马各自溃归本镇，士卒所到之处大肆抢掠。这次邺城之败，使唐军自两京收复以来形成的大好形势发生逆转，叛军的兵锋又开始威胁东都洛阳，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郭子仪在洛阳一线设防，在附近大肆抓丁。邺城兵败之后，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归罪于郭子仪，唐肃宗于是罢免了郭子仪，改用声望稍差于郭子仪的李光弼，又升仆固怀恩为节度副使。史思明乘胜率兵攻取了汴州、郑州，李光弼退出东都，驻守河阳，史思明又重新占领了洛阳，并派出骁将刘龙仙进攻河阳，刘龙仙为李光弼部将白孝德所杀，余部逃回洛阳，战争再次呈现出相持局面。邺城之战后，史思明杀了安庆绪与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等部将。这年四月，史思明还兵范阳，改国号为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

杜甫此次西行返回华州的大致路线是，从洛阳至新安，过石壕，再奔陕西潼关，然后再回华州。这时郭子仪为补充兵员，正在到处抓丁，且不分青壮老幼，见人就抓。杜甫亲眼看到老翁、老妪、征夫、老兵、孩子被抓的悲惨景象，感到十分震惊，于是把沿途所见所闻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分别写下《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六首诗，这就是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

新安在洛阳以西六十里，杜甫傍晚到达新安时，看到县吏正在征召少年入伍，于是写下了《新安吏》，诗云：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昨天州府下达了公文，因为壮丁已经征尽，这次开始选拔少年入伍。诗人满怀忧虑地望着这群身材矮小的孩子被抓走，用笔记录了当时的送行场面：那些孩子和亲人们分别时，送行的家人都大声啼哭。白水在苍茫暮色中东流而去，暗示着这群孩子在亲人们无奈的泪光中也向东出发了。“青山犹哭声”，写送行人的哭声在青山间回响，可见声音之大，也可以看出人民内心之悲痛。目睹眼前的惨状，就连白水、青山这些无情之物也为之感到悲凉。“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四句是诗人的愤切之辞，是说怎样痛哭也没有用，那是因为天地是残酷无情的。这里的“天地”，显然是在影射朝廷和君主。杜甫虽然同情人民，但也支持朝廷的平叛事业，因为若不平定叛乱，国家就得不到统一，人民便无法安宁。在理智与情感的双重煎熬下，诗人只好宽慰那些送行的人说：由于我军兵败相州，朝廷被迫征兵，新征来的士兵就在洛阳附近训练，到前线作战尚需一段时间。他们挖掘的战壕很浅，牧放战马的活儿也不算重。另外官军与叛军不同，官军名正言顺，士兵的待遇也十分明确，更何况仆射郭子仪爱兵如子，所以新安的这些孩子们大可安心去服役，送行的家人们也不必过于伤心。其实除了说些安慰的话给大家宽宽心，杜甫此时还能做什么呢？

杜甫出了新安城往西走了约一百三十里，到了陕县的石壕村，由于天色已晚，只好投宿于一户人家。半夜忽然响起敲门声，原来是差吏前来捉人，杜甫于是将所见所闻写成了《石壕吏》，诗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