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先锋（3）

何寿珍脚不沾地，被火线提拔为四总队副总工程师的方应杰，也是忙得没日没夜。

川黔线于1965年7月8日建成通车，此后，“西工指”从安顺搬到西昌，紧贴成昆线。

“西工指”副总指挥、总工程师彭敏是个实干家、创新派，勘测设计中的问题，他坚持用辩证法观察、分析、处理。参与过成昆线中线方案初测，还曾以蓝田助手身份参与成豫线踏勘的李本深，自“西工指”组建起，一直担任彭敏秘书。彭敏围绕成昆铁路勘测设计讲辩证法，说过不少“金句”，李本深一一记了下来：

“在解放初期，国家的经济力量、施工技术水平、施工装备都薄弱，使用小曲线半径、陡坡度是对的，到了60年代施工技术已经进步，国家经济实力已有所增强，其标准则要相应地提高，这就是因地、因时制宜。

“50年代避免长隧，采取化整为零是对的，但用在今天就不对了。艰苦奋斗是指我们的精神，国家有限的资金要用在建设的刀刃上，不能因为贯彻艰苦奋斗精神，接待外宾时招待吃白菜豆腐。

“在做决定前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最后据实定案。光走自己的路结果是闭关自守，光集百家之长则不可能结合实际。集百家之长是技术民主，走自己的路是按自己的国情，是在技术上的集中。”

彭敏编写的《铁路勘测设计工作条例》印发到西南铁路建设各单位，引发了一系列科学试验、技术革命。为了实现“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低造价”的目标，彭敏几乎天天晚上开会，“西工指”的灯光，时常彻夜明亮。关键方案都在晚上讨论形成纪要，该返工的返工，该出图的出图。除了勘测设计人员，施工单位也在现场。电话已接通，人马已到位，这边一出图，那边一秒钟不耽误，拿回去照图施工。四总队主要配合铁道兵，铁道兵盯图纸，盯得比枪弹还紧。

设计方案多在一线制订。方案经确定后才能组织施工，“技委会”副总工程师钟瑞清、赵燧章、章则怀、黄森，地质工程师孟英喆，隧道工程师潘明德、庄文虔等，长期沉到一线审查、优化、确定设计方案，以免延误工期。彭敏也常抽空往下面跑，有时带一两个老总，有时只带上李本深，穿梭在各个工地，现场听汇报，现场定方案。李本深就地写纪要，彭敏一签字，立马组织实施。

听说铁二院在安宁河畔建了一个“革命村”，附近有个“一步苦”，彭敏决定去看望勘测队员，审查设计方案。

安宁河并不安宁，平时不通航。“铁打的艄公、纸糊的船”，大家念起当地民谚，是想他打消念头。“西工指”就在邛海边，彭敏平时游到对岸，来回两公里，偶尔斜游到黑龙潭，单程八公里。许是仗着水性好，彭敏非去不可，没人拦得住。

小木船起伏动荡，巨浪、礁石、两岸奇峰陡壁，看得李本深眼花缭乱。岸边施工的战士，也都心惊肉跳。他们无不以为，激流中的小船成了脱缰野马……

彭敏在前面领跑，方应杰他们哪敢掉队。

认识在施工中深化，设计在实践中完善。

龙街粉砂层为一套以灰黑色、灰黄色、灰白色粉砂和黏土为主的湖相沉积，主要沿金沙江攀枝花、三堆子一段河谷两岸分布。铁路建设史上从未遇见过这种地层，有鉴于外国专家早年的结论，“地震区和龙街粉砂层无法修建铁路”，有人提议绕避。如此一来，增加投资、延长工期在所难免，负责这一段设计的第七设计队陷入两难境地。

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金沙江边，一个规模宏大的“露天实验室”横空出世，设计队员用锄头、十字镐开挖出不同类型的隧道，并填筑了几个试验路堤、几个不同边坡路堑，围绕基底荷载等十多个项目开展了一百多次试验。试验得出的一组组数据，像通向真相之井的阶石，设计队逐级而下，对龙街粉砂层特性的认识由浅入深。最终，龙街粉砂不仅没有成为铁道线路的拦路虎，反而被用作施工原料，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

安宁河畔的大塘河明洞，基础原设计为钢筋混凝土桩。开工后发现，土壤比预期硬，基底打不进桩。因地制宜改为卵石基础，投资、工期大幅度节省、缩短。也是在大塘河上，有一座涵洞，兼具排洪、行人通行功能。图纸上，涵洞三米高，施工部队发现当地老乡习惯背背篼，而背篼里的柴捆长短不一。涵洞为此长了“身高”，方便了群众通行。

金沙江边，橄榄坡隧道进场施工，建设人员才发现地质条件太差，开挖风险很大。隧道内移可以有效避开不良地质，但是如此一来，隧道口就要摆放在围椅形的山坡上。这种地形遇到暴雨，极易发生滑坡。

要确认隧道内移是否可行，搞清“围椅”身世是前提。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设计人员到群众中寻找答案。

当地老农民薛大爷说：“尽管放心，这把‘椅子’，从来没有动过！”

“学生”仍是困惑：“它是怎么来的？”

“老师”答疑解惑：“以前有人在这里开过苞谷地，‘椅子’形状是开排水沟开出来的，不是天生的。”

两根花杆插下去，洞口从哪里开更可靠，一时也还没底。薛大爷说：“两个地方都稳定，但是靠江那根，虽然江水冲刷不到，山上石头打下来，难免磕着碰着。”

隧道内移，这下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