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重新出发（2）

此后四年间，国内研究单位提交了四份研究报告，苏联研究机构也送来两份试验报告。六份报告，一个结果：只用机械选矿方法，无法筛选出符合炼铁要求的、二氧化钛含量在百分之八以下的铁精矿。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是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时，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高达百分之三十。而在当时，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超过了百分之八，中国对付不了，苏联解决不了，国外相关资料上也是一片空白。难怪，列宁格勒选矿研究设计院在1961年的试验报告中，否定了高炉冶炼攀枝花铁矿的工艺。他们甚至下了结论：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渣铁分离不开，不能冶炼，是呆矿。

是耶？非耶？讨论之激烈，不亚于当年成昆铁路选线之争。1962年初，国家召开七千人大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大幅度压缩基建项目。筹建中的西昌钢铁厂停建，攀枝花铁矿冶炼科研被叫停。

1964年9月11日，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成立后，加快了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速度。12月5日，保密的“攀枝花铁矿冶炼试验组”在北京成立。瞄准攻克铁钛分离冶炼这一世界级难题，西南钢铁研究院、中科院长沙矿冶研究所、东北工学院、重庆大学、首钢、鞍钢、包钢、邯钢等十四个科研、生产单位的专家、教授、技术人员、高炉炉长、工长一百零八人会聚试验组，展开技术攻关。

没有等到元旦节，两年前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到鞍钢研究院的李身钊被试验组点名，成为“一百零八将”中的一员。

试验组经过讨论，决定攀枝花铁矿高炉冶炼试验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承德钢铁厂一百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

第二步，在西昌四一〇厂二十八立方米高炉进行基于模拟试验的“验证试验”；

第三步，在北京首钢五百一十六立方米高炉进行“工业试验”。

1965年1月24日，堪称“国家工程”的模拟试验在承德钢铁厂一百立方米高炉点火开炉。

何为“模拟试验”？攀枝花矿山尚未建成，成昆铁路还在修建，试验所需矿石，无法从攀枝花开采运送。正规试验厂、熟悉钒钛矿高炉冶炼的人员都没有。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战机就贻误了。冶金部这一招，完全是被“逼”出来的：用承德铁精矿和钛精矿按比例配成原料，模拟攀枝花矿开展试验。

为何要在承钢？承德大庙地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钒钛磁铁矿，1954年新建的承德钢铁厂是苏联援建重点工程，进行过高炉冶炼试验。

承德大庙矿毕竟不同于攀枝花矿，炉渣中钛含量不到百分之十，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路在何方，还得向高炉要答案。

承钢的炼铁高炉建于20世纪50年代，没有烧结机，试验只能以“土烧结”的方式进行。从架设小风机、风管到铺铁丝网、加铺底料、铺稻草、点火，再到铺铁精矿、钛精矿、焦粉、石灰石的混合料，全是人工操作。重三四十吨的烧结矿经过冷却，合格的输送给高炉，不合格的重新再烧。

烧结试验成功，开了个好头，但在高炉上进行冶炼试验才是重点。

炼铁用的高炉俨然是一个大暖壶，外层是钢板，里层是砖墙，中间是带水管的冷却壁。正常生产时，炉料自顶部装入，铁水自底部出铁口流出。铁口上方，有渣口、风口。试验时最怕渣铁凝积炉内，无法流出，导致风口进不了空气，“暖壶”变“冰棍”。

炉渣二氧化钛含量一旦超过百分之十五，高炉非“结”即“泻”。在冶金部钢铁司炼铁处处长周传典带领下，李身钊和同事们穿戴上简易防护设备，顶着炉前数百摄氏度的高温，用钢钎抠，用氧气烧，脸上烤起泡，腿脚被烫伤，决不后退半步。两个月里，试验组反复对比试验数据，不断改进操作，一点点探摸二氧化钛在高炉里的性格脾气，一点点提高试验中的二氧化钛含量。

1965年4月17日，进入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百分之三十的冶炼试验阶段。

这是最难上的一个台阶，也是必须攻克的难关。

险情出现了。炉渣变稠，流动变慢。试验组想了很多办法，炉渣都懒得再往外走。

4月20日，炉渣完全停止流动，高炉被迫休风。

抢救高炉，氧气必不可少。得知当地没有氧气生产厂，冶金部急令首钢连夜运去两车氧气瓶。

好风景往往埋伏在弯道上。在病灶清除的过程中，试验组深入探究喷吹氧化性介质的种类、方法，摸索出了由间断作业改为连续喷吹的新工艺。这一攀枝花铁矿高炉冶炼必不可少的“辅助操作”，从此确立下来。

高炉复风不久，又出现“堆死”征兆。

拿人打比方，“堆死”是肠道堵塞，下泄阻滞。试验不得不暂停。

冶炼攀枝花铁矿，对炉渣流动构成重要影响的除了二氧化钛，还有硅。硅的熔点比铁高，试验组内部有人力主进一步降低含硅量。另一种声音则是，目前生铁含硅量已是超低限，再往下降，打破酸碱平衡度，容易引发新问题。

压力大如山，周传典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过退缩。有两句话，日夜回响在他的脑海。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的成败，关系到三线后方基地建设战略设想能否付诸实践。”周传典领衔试验组是冶金部部长吕东点的将。部长向他安排工作时，这句话说了两遍。

“现在，千军万马进驻攀枝花，人力、物力、财力都已做了安排，为钢铁基地修建的成昆铁路已全线动工，正在开洞、架桥。如果试验失败，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攀枝花特区党委第一书记、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徐驰找他谈话时，也是语重心长。

十多家单位的上百人参与这项试验，其中不少是来自生产一线的中青年骨干。大家争论、辩论，周传典从不干涉。他始终相信，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辩论是其中之一。

另一条是实践。于是，超低硅冶炼试验大胆展开。

胆大还得心细。高炉生铁含硅量从百分之一往下降，降至千分之八，再降至千分之五。降至千分之一时，不光“堆死”的难题化解了，还有意外惊喜：“大泻”的老毛病，竟不治而愈。

乘胜追击，试验组一连五十天反复进行二氧化钛含量为百分之三十的炉渣冶炼试验，生铁合格率持续攀升至百分之九十三以上。跳起摸高，二氧化钛含量上浮至百分之三十五，试验组又进行了七十二天的不间断试验。

卡脖子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顺行技术，终于突破了！

短暂休整后，试验组成员转战西昌，准备验证试验。由成都去西昌，汽车越往前开，李身钊感觉离家越近——鞍钢研究所已于1964年底迁至西昌，更名为西南钢铁研究院。

回到成昆线上。

打大仗，兵马、枪炮、粮草不可少。“西工指”成立不久，吕正操携铁二局负责人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寻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