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了！下马了……（3）

必须得快。很多工作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干，观测却只能在时间窗口里进行。春天，瓦吉木梁子上，黄金观测时间是早上7时到9时。因为太阳出来半小时后，地面水分蒸发，空气扰动，观测质量没有保障。在此之前，空气清亮，成像稳定，观测数据最是可靠。

从住处到观测站要走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倒排时间，吃饭，做饭，洗漱……起床闹钟，定在四点半。

很多时候，抓着馒头在啃，扛着仪器在走，王永国的眼睛却是半睁半闭的。

第二趟导线测量完成赶上“五一”，小分队回到大本营。“喜”上加“节”，本可以放松一下，哪料技术队长孙承忠说：“之前测的不作数，重来。”

王宗樑的眼睛瞪得鸡蛋大，他实在搞不懂这是为何：“我们独立测了两次，导线七公里长，终点横坐标相差仅仅十五厘米！”

孙承忠答得干脆：“直伸导线虽然简约直观，却没有严格的检核条件和精度评定条件，不能排除偶合！”

他的意思是要用经典的三角网测量方法再测一遍。至于原因，别说老将王宗樑，就连新兵王永国也知道：沙马拉达隧道是全国第一长隧，不容任何闪失。

1959年6月，孙承忠亲自主持，重新布网设计沙马拉达隧道控制测量方案。除了对选点布网有参考价值，前两次测量前功尽弃，王永国心中酸涩。回想起小分队驻扎在瓦吉木梁子一个多月，除了一起工作的七个人，一个外人不曾见过，最“高级”的娱乐活动，不过是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打打纸牌，他的胸膛里甚至有几分悲壮感。

五个多月后，任务结束，王永国请了年休假。紧紧搂住从“原始社会”回来的孙子，奶奶的手，许久不舍得松开。

再舍不得，假期一满，王永国还是得走。

这一回去了关村坝。成昆线第二长隧将在这里开掘。洞子进口在乐山金口河，出口逼近雅安汉源地界。

忧惧的感觉在瓦吉木梁子上也曾有过，却不如这一次来得凶猛。

这里根本没有路。不仅没有公路，连羊肠小道也没有。所谓的路，是大渡河在群山之中硬闯出来的。你看那流水，真的叫一泻千里。你听那涛声，哪一句不是在说，想要借道，没门儿！

比起水，山硬了何止百倍。不光硬，还高，从山顶到山脚，落差一千多米。王永国让目光先去山顶报个到，但目光还在半道，草帽便从后脑勺滑了下去。王永国去时是正该草木葳蕤、山清水秀的初夏，这里却游离在季节之外，山空且光，只有星星点点的绿。稀疏绿意怎兜得住沉重目光，目光一打滑，他的心跟着下坠。

难怪，此地被称为“地狱之门”。

不能正面硬闯，那就迂回登顶。常常是出去一趟好几天，遇着岩窝住岩窝，碰着瓜棚住瓜棚。一天晚上，他们在放羊人的窝棚借住。天亮睁开眼，裤带不见了，裤子也不见了。第二天的测量控制点选在一处高埂，一地都是蟑螂。盘古开天地后，这地方大约就没人来过。

从河道借过的情形也是有的。关村坝隧道全在山肚子里，越往出口走，越是贴近大渡河，这对沿中线测量是不小的挑战。进口到中段可以用三角网测量，中段以后布置不了三角网，就得人到对岸，通过导线环、导线得出测量数据。船过得了的地方坐船，船过不了的地方滑溜索。实在不行，靠两条腿绕，大不了多走几段弯路，多出几身臭汗……

也是1958年，罗良才上了成昆线。他是高王永国两个年级的校友。

成都向南，成昆线上第一座隧道得名“陆槽”。陆槽隧道在乐山沙湾，102队被派到这里，罗良才担任技术主管。

陆槽隧道二百七十米长，施工难度不大。一个实习生，四个测量工，罗良才拉扯起一支队伍。新手越多，工作越不能打马虎眼儿，每个晚上，罗良才都要进行施工总结，把第二天的工作任务梳理成一份清单。

紧挨陆槽隧道的丰都庙隧道开工开得很急。丰都庙隧道不是一个隧道，而是隧道群，编了1、2、3号。该“群”也是102队负责，工人有三四百号。

队伍看起来兵强马壮，实际却是“虚胖”。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只有从矮个儿里面挑高个儿，火线培养。以前管内业的高中生宋万清，当了3号隧道的技术主管。

罗良才肩上担子添了重量。五百多米长的1号隧道交给他，只是第一步。原来他只管陆槽隧道，只管技术。现在不同，两个隧道的生产管理，队长李永成也托付给他。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他说了算。

队长是工人出身，工作作风没的说。但回到技术上，半天才和他说得清楚。如今一竿子插到底，技术措施没有跑冒滴漏。罗良才也乐得负责。

王永国去大凉山是进了“原始社会”，罗良才人虽在沙湾，日子却也不好过。

先看吃的。馒头，稀饭，酸菜，土豆，上顿是这样，下顿也是这样。

再看住的。编好的竹子立在地里，糊上一层黄泥巴，就是墙了。屋顶铺稻草，雨天漏雨，晴天漏星星。

工具也很“原始”。打眼，填药，放炮，全是手工操作。碴儿石从岩上扒下，用斗车转运。一车碴儿石半吨重，没有动力牵引，全靠两只手推。车虽沿着轨道走，但每一趟都像滚石上山。

就是这样，“快速掘进队”流动红旗，还是被罗良才的队伍一举拿下。那天出隧道，见路边停着一辆吉普，罗良才想，没准儿是哪个领导来检查工作了。还真让他猜对了。廖诗权，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敲过日本鬼子的脑袋，时任成都铁路局局长。公路从隧道口经过，他执意要下车来看看。102队驻地就在旁边，廖诗权信步走进一间屋，恰巧是罗良才和他带的实习生、测工的宿舍。罗良才的床板不过五十厘米宽，廖诗权翻看床头表册，看小说般入了迷。

廖诗权和罗良才聊了一两个小时。临走，廖诗权对处长说，罗良才是个干事的，他要怎么干，由他怎么干。

罗良才干得更带劲了。1960年，全年三百六十六天，他只有一天没进洞子。没进洞子是因为停电，风枪没法工作，鼓风机转不起来。这一天差点把罗良才憋出病——离开洞子的他，是沙滩上的鱼。

1961年5月，罗良才转战百家岭隧道。大约也是这时，从关村坝抽身出来，王永国又去了沙马拉达。施工队有技术人员，正如陆槽隧道、丰都庙隧道、百家岭隧道有罗良才，但施工当中，阶段性复测、引线，还得负责精测的王永国他们出马。

跃进牌大巴车在盘山公路上昼夜疾驰。凌晨4点半，四下一片漆黑，车前两根光柱不停跳动。离石棉县城十多公里处，汽车打了一个滚，摔到公路下面。哭声、喊声、呼救声，霎时响彻山谷。

“费德政，仪器怎么样了？”王永国大声冲前排喊。

“抱在怀里呢，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