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机枪

马克思说：美国的南北战争代表了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战争。美国内战以前所未有的伤亡率，宣布了可怕的火枪时代的到来。

美国内战早期，战斗时普遍都是线性战术，双方队伍面对面向对方靠拢，距离够近时一齐向对方射击，最后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胜负。来复枪凶猛的杀伤力让南北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战争末期，防御战和堑壕战已经成为常规。

当时美国的南北两方均以前装滑膛枪和圆锥形子弹为标准武器，它的杀伤距离远远大于当时火炮发射的榴霰弹和圆形霰弹，因此步兵武器和火炮的杀伤力之间的对比立刻发生了逆转。

通过对144000名伤亡人员抽样调查，轻武器造成的伤亡占86，火炮仅占9。刃具伤害最低，为5。相比之下，步枪子弹造成的伤亡率几乎是火炮的十倍。

由于火帽、圆锥形子弹、来复线、后装射击等一系列技术上的改进，火枪的杀伤力被大幅度提高。除非大山或建筑物挡住视线，否则一个火枪手几乎拥有与火炮相同的射程，而火枪远比大炮更容易移动，火炮手也更易受到机动灵活的火枪手袭击。

转眼间，火炮支配步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美国内战开始，轻武器迅速提升的杀伤力使伤亡率突然提高，甚至比拿破仑时代15～20伤亡率还要高。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个数字已经降为3～7。自动化技术催生的机枪是改变这一死亡率的根本原因，两名熟练机枪手发射的火力，几乎相当于拿破仑时期一个步兵团的火力。

加特林机枪面世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但它很快就在非洲显示出毁灭性的效果。加特林这样解释他发明机枪的初衷：

1861年，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我几乎每天都见证部队出发去前线和返回的伤员、病员和死者。后者中大部分不是在战场上死亡，而是死于疾病或护理中容易发生的疾病。因此我想，如果能发明一样机器——一种枪——单个士兵能凭借它的设计速度完成100个士兵在战场上的职责，这就将最大限度地取代大量兵力的必要性，他们暴露于战场上和疾病中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

加特林这段话听起来十分讽刺，因为美国南北战争中，杀死的都是美国人。

在加特林机枪的基础上，马克沁发明了一种更方便可靠的新式机枪。他将机枪带到了欧洲，结果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马克沁机枪的战争，机枪成为战争各方的标准配置。在“一战”中，将近80的伤亡是由机枪造成的。

机枪所具有的强大杀伤力，导致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改变纯属后知后觉，欧洲人并没注意到美国内战的惨痛教训，直到半个世纪后，西方军队才彻底放弃了排着方队的传统作战形式，因为密集方队带来的结果是居高不下的伤亡率。

当“疏散队形”成为主流时，传统的鲜艳军服也退出了战场。

从克伦威尔时代起，英国军队的军装就极其夸张，高高的熊皮帽子，鲜红的上衣，白色紧身长裤，两条白色武装带，扛一杆长长的火药枪，常被戏称为“龙虾兵”。这种鲜艳的军装固然威武，但也更容易成为对手射击的标靶。

火枪时代的来临，也使传统的刺刀突击遭到淘汰，面对面肉搏的冷兵器战斗似乎越来越远了。一位将军感叹说：“当刺刀在冲锋时发出闪亮的光芒，其威势似乎非常可怕，但它们却很难再有染上鲜血的机会，刺刀时代已经过去了。”

比较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机枪的出现也彻底结束了骑兵时代。

机枪出现之前的年代，面对高速冲击的骑兵，步兵几乎只有挨宰的命运。成吉思汗凭借几万蒙古精锐骑兵，就几乎扫平了半个欧洲和大半个亚洲。而机枪的出现，直接把骑兵这种纵横疆场千年的决胜兵种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拿破仑战争时期，骑兵还是一支重要的战争力量，但到了普法战争中，骑兵竟变得无处躲藏。对于匍匐在树丛和战壕里的散兵来说，骑兵实在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射击目标，无论是进行突袭还是进行冲击，都是飞蛾扑火，毫无意义可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队训练精良的法国骑兵连试图冲击德军机枪阵地，结果不到一分钟时间，就被全部放倒。在没有装甲防护的情况下，冲击速度再快，也躲不开迎面而来的密集子弹。

一物降一物，机枪被广泛应用后，才有了开发具有装甲防护武器的需求动力，直接催生了陆战之王——坦克。

在亚眠会战中，协约国的511辆坦克让德军闻风丧胆，纷纷溃逃，整个防线即刻便被突破。德军战争日志上写道：“当8月8日的太阳在战场上下沉时，德国陆军已经遭受了自从开战以来的最大失败。1918年8月8日的悲剧并不是由于战车的杀伤力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其所产生的心理恐惧现象。德军不战而逃，这算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事。在战车的奇袭之下，徒步的士兵感觉到他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于是本能使他放弃了战斗——所以战车与其说是一种物质性的兵器，毋宁说是一种心理性的兵器。”

可以说，机枪的高效杀人方式，彻底结束了以骑兵畜力为主的农业社会战争形态，开始了以引擎、石油为主的工业机械化战争形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诗人们明确地指出，人们再也不能依靠个人的勇猛或气力获得胜利甚至生存了；机械化、军队规模的扩大化、军事行动的复杂化以及远距离武器攻击效率的科技化，共同扼杀了人类个性的构成因素：勇气、希望、进取心，以及在道德与物质冲突中英雄主义情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