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巫术

中英鸦片战争发生时，欧洲已经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很多君主和独裁者都被送上了断头台。与之相伴的是关于现代化的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国家制度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尤其是现代军队的出现，让战争模式完全跳出了传统框架。

首先一点，所有的战争都由专业的军队来进行了。所谓专业，就是有着严格的训练和纪律。这既不是以前为了挣钱的雇佣军，也不是为了荣誉而战的骑士。战争是国家的事业，而军队，体现的是国家的暴力意志。

有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军队，政府便加强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反过来，政府强化了对社会的管控，也才有能力供养一支专门的军队。对拿破仑来说，国家、政府和军队是一回事，与其说国家拥有军队，不如说军队拥有国家。

普鲁士作为武力国家，有一多半是拿破仑军队侵略的结果。对普鲁士来说，整个国家就是靠发展军队建立起来的。在骑士时代，这里城堡林立，有数不清的容克小国。这些贵族出身的年轻一代纷纷入伍，成为极其忠诚而又勇敢的军官，使得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崛起了。

从滑铁卢战争来说，英国人在战争方面比拿破仑做得更好。对英国来说，军队作为政府的暴力工具，可以对外侵略，对内镇压，对社会各界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再加上铁路和蒸汽战舰的快速与便捷，这让大英帝国统治世界的力量更加强大。

在18世纪之前，欧洲曾经风靡过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风”，人们对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赞不绝口。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东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让东方的形象一落千丈，欧洲的精英们甚至将中国看作一个拒绝进步的反面典型。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清朝腐朽的官僚集权制度吞噬了中国社会的创造力与能量，从而导致了僵化，“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他们看来，鸦片战争不过是“欧洲的活跃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

在这场“中国人不可能战胜而英国人绝不该发起的战争”中，守卫宁波城的重任竟然被寄托在一群猴子身上。

当时，清兵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群猴子，计划将鞭炮绑在猴子身上，然后将其驱赶到英国军舰上，好让猴子在慌乱中点燃英军的军火库。结果当英军发起攻击时，所有清兵都只顾自己逃命，猴子的事情早就抛在脑后了。那些猴子被锁在一起，最后全部被活活饿死。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换句话说，战争永远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的不正义最终往往成为战争的阿喀琉斯之踵。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炮火竟然成了中国民众的烟花，一场英国人的“孤军远征”，戏剧性地变成了清朝“敌众我寡”的危局。

随着英军连战连胜，清朝出现了“汉奸”一词，意思是给外国人当奸细的汉人。官军为什么打了败仗？不能说敌人强大，不能说满人不行，只能说汉人在背后捅刀子。

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中称：“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负责抗英军务的杨威将军奕经亦认为：“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此也。”

从“防民甚于防寇”到“攘外必先安内”，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一语道破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秘密：“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

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以奕山亲王为靖逆将军，以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兵17000余开往南国，征剿英夷，收复香港。

年近古稀的杨芳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无一败绩：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大胜、镇压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大胜、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大胜、镇压张格尔大胜、镇压彝族起义大胜。

其时的广州，英军兵临城下，城内一片风声鹤唳。老将杨芳的到来令清朝臣民欢呼不绝，林则徐也亲自为其祭旗。

据时人梁廷枏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而“我”却不能击中对方，因此杨大人英明地指出，夷舰“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清朝的制胜法宝。

清军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位副将率领，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上去，以破“邪术”……随后，在英军的反攻炮击之下，清军一哄而散。

最后，这场闹剧般的战争以奕山签订《广州和约》，付给英夷600万西班牙银元的“赎城费”而结束。

杨芳和他的军队将广州城洗劫之后，凯旋还朝。时人写诗嘲讽道：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

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

巫术是蒙昧时代的技术，火药是科学时代的技术。在传统文化中，科学常常被蒙昧解构，因此形成许多不可思议的历史细节。

自从中国发明火药和火器之后，野蛮落后的原始部落常常将其作为巫术看待，因此也试图以巫术破解。在中国传统巫术中，常以人粪、鸡血和女人阴户等“不洁之物”，作为镇邪除恶的手段使用。

明朝万历年间，官军以火器营镇压地方叛乱，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以数百名裸体妇女迎战，果然官军“炮不得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后来官军“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崇祯八年，张献忠攻桐城时，以妇女“裸阴向城”，城上官军“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

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白莲教军围攻临清，守城官军以鸡血和粪汁洒城，并使妓女以阴门迎敌，临清之围遂解。

鲁迅小的时候，他家的女佣阿长对他说，太平天国的天兵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在鲁迅看来，“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