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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大分流

书名:火药、枪炮与革命作者名:杜君立本章字数:2016更新时间:2024-05-29 14:50:37

中国古代这种大一统的皇权体制,始终视民众为仇寇,恐其造反,推翻统治。一旦战争结束,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收缴天下兵器铸成八个巨大的铜人放在咸阳一样。

有清一代,大兴文字狱,不仅是文化思想,就连《武经总要》《武备志》《天工开物》等涉及军事的科技书籍,也一概被列为禁书,遭到焚毁。科技史专家黄一农说,在清朝的前150多年,大量兵书当中没有一本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

康熙时期,设计了威远将军炮的戴梓也难逃政治迫害,而后来的禁海政策和反宗教运动,也进一步阻断了与欧洲军事科技的交流。

康熙刚平定三藩,民间火器就开始遭到严禁,一些满族大臣甚至要求销毁一切火器,让火器在清朝彻底销声匿迹。

到雍正末年,清政府发现驻防的守军从来没有做过火炮演练,以至于准头的远近、星斗的高低官兵皆茫然不知。即使到了道光年间,用铳规量度仰角以调整射程远近的方法,官兵们仍然不熟悉。

清兵的火炮命中率非常差,晚清时的梁章钜在《炮说》一文中说,“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这样的火炮,与其说是为了攻击敌人,不如说在吓唬人,“恃以攻敌则不足,用以惊敌则有余”。

历史充满这样的倒退。皇权出于自身的安全,宁愿让一个国家从热兵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重新倒退回冷兵器时代,甚至回到石器时代也不在乎。晚清的梁启超感叹:“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科技创新曾经使中国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但这种创新随着17世纪后期清朝的军事征服而突然终止了。

有人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精良的大炮,并不是缺乏技术能力,而是中国古代城墙太厚,火炮的攻城效果有限,导致造炮者进行改进的动力不足。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落后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事实并非如此。

清朝沉迷于盛世浮华之时,正值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期,世界已经逐渐进入现代社会,但中国仍然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纪,不知今夕何夕,完全隔离于世界之外。这种东西方的“大分流”,产生了乾坤倒转的历史局面。

乾隆五十七年,如日东升的大英帝国为了通商,花费8万英镑,派遣使节马戛尔尼跨越大半个地球,于第二年来到中国。在送给清朝许多代表欧洲工业技术的珍贵“贡礼”中,就包括六门榴弹炮,还有一些毛瑟枪和连珠枪。当英使说欧洲早已经完全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时,清朝的官吏很不以为然。

英国人为了展示榴弹炮惊人的杀伤力,进行了现场试射。结果却让马戛尔尼目瞪口呆,“这个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实在匪夷所思”。“慈悲”的乾隆批评说,“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

在火药刚刚用于战争的宋初,中国就发明了火柴,“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然而数百年后,当马戛尔尼展示火柴时,竟被清朝士人认为是西洋魔术。

日本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完全实现了火器化,但德川统一日本后,却又重回冷兵器时代。这说明一件事,“体”与“用”完全取决于政治需要。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军事体制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这其实就是“多难兴邦”的意思。《左传》云:“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

与清朝的停滞相反,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系列的武器革命。同样是黑火药和前装滑膛炮,欧洲因为经过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其火药和火器的质量已经让中国无法望其项背。用欧阳泰的说法,这是一场军事技术的“大分流”——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武器完全处于两个历史时期:英国人处于火器时代,而中国人处于传统冷兵器占大部分、火器占少部分的过渡时代。

就火药而言,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一切都依赖经验的积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火药内在的发生原理所知不多,因此也谈不上进行革命性的发明创造。

应当承认,欧洲的火药革命、军事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是崇道鄙器的中国传统儒家社会所不能出现的。

仅仅内弹道学,就涉及有关火药通过燃烧转化成的气体的形成、温度和体积的研究,有关这些气体的膨胀对大炮、炮架和对射弹所做的功的研究,又需要大量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知识。

通过对火炮的研究,牛顿推导出,空气对射弹的阻力接近于速度的平方。

在18——19世纪,率先进入现代的欧洲社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基于机床精加工技术和钢铁工业,大量的线膛炮和后装炮装备起一支支现代化军队。同时,军事理论与无烟火药使热兵器时代方兴未艾,杀人的效率被迅速放大,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也已经进入全球范畴。

在贸易的旗帜下,战争如同一个不速之客,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终于闯进了清朝神圣的禁宫。

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说,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意义在于,中国传统的华夷体系首次遭遇挫折。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