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溃败

虽然对明朝军队来说，引进和装备佛郎机、火绳枪和红夷大炮是一大进步，但黑火药的能量仍然不能与现代炸药同日而语，更何况当时并没有成熟的工业技术做基础。

人类的战争是极其复杂的，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千千万万，武器只是其中之一。

客观来说，早期热兵器与冷兵器相比，仅是有一定的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骑兵来去如风，而早期火器射速较慢，“临阵不过三发”，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同时，火器属于技术性兵器，关键在于严格的训练和配合，一旦管理松懈、团队涣散，反而不及简单原始的刀箭。

对此，戚继光就曾反复提醒过——

夫今胡虏之技，远唯弓矢，近唯腰刀。……弓矢射不能及远，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趋前拥斗，虏矢不过三发，则短兵相接，弓矢无用矣，此无足畏也。……铳尽发则难以更番，分发则数少而不足以却聚队。手枪打造，腹口欠圆，铅子失制，发之百无一中，则火器不足以与虏矢敌矣。

在萨尔浒战役中，总兵官杜松就是被女真兵一箭射死的，因为他盔甲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明军管理混乱，兵器铁甲生锈糟烂是常有的事。这在战场上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与刀枪铁甲相比，火器的制造和维护更加复杂。在明朝的官有体制下，这些火器的质量极其低劣，明军拿着这样粗制滥造的武器上战场，结果可想而知。

明朝后期引进的西式火器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从制造到操作使用，都需要专业技术以及严格的管理与训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有人自发编撰了许多关于西洋火器的技术指导书，如《西洋火器法》《西洋火攻神器说》《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神器谱》等。

赵士祯在《神器谱》中指出，火器的关键在于精确，用他的说法就是“精工”，国产火器正是在精工方面存在差距——

海外鸟铳精工，诸夏不如，何也？曰：风俗习尚使然耳。曰各国犹有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兵民不分，公私一体。酋长程课头目，专视兵器精利以为殿最。个人奉为职业，保守富贵。若兵器不堪，讵唯畏法，且畏班辈见笑，习尚成风，安有不精之理。我中国尽属公家，有司不知造，将吏不知用，士卒不知打放、收拾。公家之事，匠作定然不肯尽心。监造之官，自爱者专求节省，不省者克落，一经节省克落，便难行法。既无利结于前，不畏法绳于后。大小糊涂，上下苟简了事足矣，安望精工？……尝闻东西两洋贸易，诸夷专买广中之铳。百姓卖与夷人者极其精工，为官府制造者便是滥恶。以此观之，我中国不肯精工耳，非不能精工也。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道器相通，有其器必有其道。火器虽小，在它背后却有一系列相关技术和文化的支撑。中国火器之所以“滥恶”，也是因为更深层的原因。面对当时战局不利和官场腐败，赵士祯只能叹息。

明朝后期的两场对外战争，一场能打败火器时代的日军，一场却惨败于冷兵器时代的女真骑兵。最不幸的是，朝廷最后根本无力控制自己的军队，他们在关键时刻纷纷倒戈背叛，转而成为帝国的掘墓人，使仅仅百万人口的女真得以轻易入主中原。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明朝建立之后，便对开国元勋加以杀戮，之后以文官太监钳制军人。卫所制度下，打仗只是副业，导致专业程度不高，遇到战事不得不依赖地方私人武装。

当时，欧洲的国王们正依靠军队开疆拓土，在中国则恰好相反，军人的地位极低，这让初来乍到的利玛窦惊讶不已——

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军队中大部分人是皇上的奴隶，他们服奴役，有的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有的则是为其祖先赎罪。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驭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队范围内有一定威权。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他们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我们已经描述过，无论是官是兵，也不论官阶和地位，都象小学生一样受到大臣鞭打，这实在荒唐可笑。

“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崇祯十五年，局势已十分危急，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有人提议起用西洋人汤若望制造红夷大炮，以加强军力。然而，官拜左都御史的东林领袖刘宗周说：“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若望向来倡说邪教，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崇祯说：“火器是中国长技，若望比不得外夷。”刘宗周仍坚持道：“若望小技，何益成败？目今要慎选督抚，若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