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的征服

与“战国时代”的欧洲不同，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地区几乎都处于和平稳定时期，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清王朝以及幕府日本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些古老的大帝国基本都没有太大的外部威胁，他们无一例外地实行暴力垄断，以此来对内部叛乱进行镇压。对统治者来说，根本不需要去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

内因加上外因，火器技术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得到比其他地区更迅速的发展，这使得欧洲火器技术后来居上，领先于其他地区。

不久，当西洋火器重新传入中国时，徐光启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一见于宁远之歼夷，再见于京都之固守，三见于涿州之阻截，所以然者，为其及远命中也。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至彼国之人所以能然者，为在海内外所当敌人如红毛夷之类，技术相等，彼此求胜，故渐进工也。

火药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伴随的，是各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在中世纪，西欧虽然统一在一个宗教之下，但政治上却存在着无数个骑士城堡和自由城市。进入火药时代之后，无限战争导致的暴力杀戮，促进了民族仇恨的成长。法国人恨英国人，英国人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麦人，荷兰反叛者恨他们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教与传统天主教之间也是如此，前者被后者视为反叛者和异教徒。

仇恨是战争的根源，战争也是仇恨的根源，而火药不仅制造了战争，也制造了仇恨。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成为火药来到欧洲后的第一场大灾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1914——1944年新三十年战争的预演。

16——18世纪这200年，火器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拥有较高文明社会的军事水平，古老而松散的游牧部落在新式火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因为火器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文明巨变。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开拓中南美洲时，为数不多的英国人在北美开始耕种繁衍，最后硬是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一个美国。稍晚一些时候，库克船长来到偏居南半球一隅的澳洲，将这里变成了大英帝国最远的流放地，这就是后来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在欧洲，俄罗斯地处偏远，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国家，但离开欧洲，他们马上变得战无不胜。有火器傍身，这些貌似毛皮猎人的冒险家便大壮行色。他们越过乌拉尔山，在月球一般辽阔的西伯利亚森林烧杀劫掠，勒索绑架，如虎入羊群，无恶不作。

依靠步步为营的枪炮要塞，俄国的疆土从欧洲一路扩张到亚洲。这支人数不多的哥萨克人，向南攻入中亚草原，数年内连灭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将三大汗国变成“俄属土耳其斯坦”。他们还向东推进，最后越过白令海峡，将美洲的阿拉斯加收入囊中。

当他们沿着黑龙江南下时，第一次遇到了强敌。他们是刚刚入主中原的女真人，拥有丝毫不逊色于俄国人的火器，尤其是大型火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服务于清廷的比利时人南怀仁所制。

女真人自古热爱弓箭，但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学会了各种火器，并用它击败了起初更擅长火器的明朝。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满八旗的火器兵团南征北战，从雄踞北方的蒙古各部到西部边陲的廓尔喀，乃至南亚的安南和缅甸，无不在帝国的枪炮面前望风披靡。

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强力推进，大清不仅将帝国版图扩张到广阔的程度，也将帝国权力推进到严密苛刻的地步。

火器技术并没有终结战争，但它终结了自古以来原始游牧民族的侵略战争，并转而将他们变成现代战争的受害者。

古老的长城在火器时代并没有过时，掌握了火器技术的满族人将蒙古族人彻底阻挡在长城之外。蒙古族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

准噶尔作为最后一个草原帝国在火炮声中灭亡了。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的最后写道：

清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的吞并，意味着在定居民族先进武器的攻击下，草原游牧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弓强马壮的优势，也标志着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带对草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