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安堡大捷

明朝晚期，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在这部中国古代技术百科全书中，他详细记载了火药火器的制作工艺。他同时也提到，当时明朝政府对火器技术极为渴求，火器是热门话题，很多人都将其视为终南捷径。“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

对明朝来说，缺少战马和骑兵是发展火器战车的客观原因，想以此弥补野战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说，这些战车大都不是马力拖曳，谈不上什么速度和冲击力，基本都是木制手推车，由人力或骡子推挽，在平地上能做到移动自如。

曾铣所造霹雳车，上载霹雳炮十八杆、火箭二百支，五辆为一小队，每队另外配备手铳十支、盏口将军炮四门。

一些进攻型战车往往还要在车前架设刀枪，并安装防护盾甲，这样冲击敌阵时更有杀伤力。战时，往往多辆战车进行编组，轮流发射。

为了增加射击的灵活性，一种雷火战车还在火炮下面安装了类似现代炮塔的转轴，比起晚清时期的固定炮台来，这种超前思维不能不令人惊叹。

戚继光所制箱车，每车配20人，其中10人为火器手，装备有佛朗机两门，鸟铳四支，火箭若干。还有专门的火箭车，类似现代火箭炮，每辆架百子铳三门，火箭数百支。火箭车上有专门防雨的油毡，车前用棉被作为防护，可以阻挡敌人飞弹。

戚继光在驻守蓟州时，将战车作为对抗鞑靼军事进犯的主要手段，专门组建了七营战车部队，分驻北京周边要地，“及险地用骑与轻车迎击，及易地则合用轻重车骑，纵横聚散，无所不可”。戚继光相信，“七营车骑相兼，即有数万之虏无能为矣”。但实际上，到戚继光去世时，大的战争并没有发生。

与传统冷兵器不同，明朝的火器战车技术性非常强，火器种类繁多，配备的兵种也多不胜数。在实际战斗中，必须进行严密的组织和协调，才能发挥战车的威力，这些都需要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戚继光一死，人亡政息，战车在后来的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明朝亦倏忽而亡。

清修《明史·兵志》在谈到战车时说，“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也”，“皆罕得其用”，云云。但实际上，在嘉靖三十七年，俞大猷在山西就“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于银安堡”，而这是明明白白写在《明史》上的。

万历二十七年，三万明军被数倍蒙古骑兵围困，最后靠车营得以保全。

细究起来，这些战斗与战国时期李牧所使用的车营战术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李牧所用是弩兵，而明军则是火器。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朝在景泰年间就制造了4000多辆各类战车。天顺六年，有1230辆配备着大铜铳的战车交付给京营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的刘天和，他对战车极其热衷。经他改造的2000多辆战车，除了装备西洋火炮佛朗机，还有一窝蜂、神枪、飞火枪等明军传统火器。

刘天和研制的“全胜战火轻车”，进可攻，退可守，两车连起来，可掩护三四十人。用这种战车在城外布防，可形成外围防线，方便保护士兵修筑防卫工事。在一些险要之地，或水源，只需要几辆战车便可控制，使敌人望而生畏。

嘉靖年间，刘天和多次击败从河套入侵的鞑靼诸部，这与战车的使用有很大关系。据民间史书《名山藏》记载，刘天和与敌人作战27次，斩首数千级。

在北方九边，明军装备有大量战车，种类非常多，有正厢车、偏厢车、扇厢车、双轮战车、单轮战车、雷火车、全胜车、鹰扬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塞门车、火车、霹雳驻车等。明代流传的《草庐经略》中说：“制冲突者，诚莫如车……敌逼则以长槊巨斧临之，且战且进。敌骑虽劲，车上势高，我俯而击，彼仰而御，泰山压卵，敌骑敢当者谁？……蔽之牛革铁裙，则刀箭不能及其身，捍虏骑，却蹂躏，计无逾此。……此有足之城，不饲之马也。”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尚武之风很浓，关于武器和军事研究的著作非常多。周纬先生在《中国兵器史稿》中评价说：

明代兵器，实较优于宋元两代，颇有复兴之气象。故明代文化，较优于元代远甚。科学艺术盛兴，士重实学，民重实业，上下求新，国力隆盛，且输入欧洲新知识，斯时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俨然可为亚洲文化之代表。是以关于兵器之著述，亦开秦汉以来列代未曾有之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