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术

夏商周时期的轮子文化不仅体现在功用上，更广泛的是引发了一系列形而上的思想意识。轮子隐喻了秩序，轮子行驶的道路，则暗示了一种公共性的社会正义，即所谓“道”。

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季梁认为政治的首要原则就是“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有“道”和“术”的说法；通俗地说，“道”即是原则，“术”则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道”与“术”是相互对立的：世有道，便无术；世无道，术便横行。三代以上，以诚为本，人皆质朴，至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大道不存，诈术勃兴。

“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所以，刘向认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在《战国策》的序言中，刘向特别说起当时的时代背景：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兵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政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刘向最后解释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 故此，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之辈炙手可热，横行天下。“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

如果说春秋距离三代不远，尚古风犹存，那么到了秦末，焚书坑儒，指鹿为马，权术之恶已超乎想象。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诈谋之弊，缪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

汉末之世，天下大乱，唯有权术成为终极手段。从刘备到曹操，个个都是诈术高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作为“道”的象征，只是他谋取权力的幌子，或者说是“术”的一部分。

曹操是一代枭雄，精通军事，他曾对《孙子兵法》专门作注。对于“兵者，诡道也”，曹操的解释是：“兵常无形，以诡诈为道。”

《孙子兵法》诞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兵法是显学，所以当时百家无不言兵。在《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中，就收入了《管子》《商君书》《韩非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书的部分篇章，相对而言，孙子对兵法的研究更为纯粹一些。如果要在中国找到一部足以与《圣经》对西方影响那样大的古代经典，那么非《孙子兵法》莫属。从民间层面的影响来说，就连科举必备的“四书五经”都无法望其项背。

如果将“道”进一步引申到政治层面，相对应的就是制度和法治。本质上，制度是用来约束权力的，但实际上权力常常凌驾于制度和法律之上。所谓“权力的任性”也就是权力的“术”，所有权术都是制度崩坏的产物；如果制度有效，那么权力就在制度之下。

钱穆先生评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特意从制度建设方面进行对比。他认为，一个王朝有没有建树，主要看它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制度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而权术则出于“私心”。

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方式。如果说政治尚可以依赖制度的话，那么战争则没有任何制度。因而，战争往往比政治要残酷得多。在战争中，权术和欺诈是最基本的手段，并被当作智慧和技术看待，称为“战术”和“战略”。

古罗马思想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中说：“在任何战斗中，最先被打败的总是眼睛。”塔西佗想说的是战争惨不忍睹，其实，在眼睛被“打败”之前，人性就已经一败涂地了。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战争并不值得崇拜。

战争本身就是杀人，是对人性的反动，因此在战争中维持文明是极其艰难的，文明的底线很容易被暴力洞穿。

早在公元前18世纪，好战的亚述国王沙姆斯-阿达特就这样告诫他的儿子：“你要想出计谋击败对手，要运用手腕对付他，而你的对手也会耍弄花招欺骗你，这就像一对一的摔跤一样，需要运用计谋。”同样，在《旧约全书》中也有这样的句子，“你应该运用诡计进行战争，胜利的到来需要精心的策划”。

如果进行中西对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有点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当时兴起的火药如同中国战国时的弩机。火枪瓦解了贵族骑士的战争特权，随着平民力量的崛起，贵族制度迅速走向崩溃。

随着火药时代的来临，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英国的霍布斯写了《利维坦》，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写了《战争论》。前二者犹如中国的《商君书》《韩非子》，后者则可与《孙子兵法》等量齐观。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在战争中，暴力与欺诈是两大美德。”

对现代人来说，战争构成20世纪最大的灾难。依靠法西斯极权政治、恐怖屠杀和小偷式的战争突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几乎将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彻底毁灭。

有一个历史细节，据说“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被授予陆军元帅和北非方面军总司令的仪式上，希特勒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本希特勒亲笔注释的《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