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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杀三士

书名:轮子、战车与帝国作者名:杜君立本章字数:2070更新时间:2024-05-30 14:24:04

就春秋晚期的战争主体而言,首先就是“国野”制的崩溃。

在夏、商、周三代,战争基本上是精英贵族的专利,“执干戈以卫社稷”,只有掌握“六艺”的贵族才有“公民权”,即“国人”或“君子”;农夫和奴隶为“野人”或“小人”,是没有上战场的资格的。

造父曾为周穆王驾车,后来其子孙封地列国,为嬴秦。

一般而言,御者的地位都比乘车人要低,《礼记》中将御者称为“仆人”,并特别规定了御者的礼节:

作为御者,如果身份比乘车的人低,就一定要给乘车的人递登车的绥。乘车者用一只手按住御者的手,另一只手接绥。如果御者的身份与乘车者相同,乘车者就从御者手下方拿过绥。如果是为妇女御车,御者要左手在前执马缰,右手在后执鞭;若是替国君御车,御者要右手在前,左手在后,身子下俯。

春秋时期,御者仍遭一些大贵族的轻视,孔子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如果为人驾车能升官发财,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行,还是喜欢什么做什么吧。话虽如此,也有不少贵族遭到御者的戏弄和嘲讽。

公元前607年,宋国和郑国交战,宋国主帅华元杀羊犒赏,但没有给他的御者赏赐。交战之时,御者便将战车径直驾入郑军阵地,华元眼睁睁做了郑国的俘虏。

当他质问御者为何如此时,御者回答说:赏羊是你说了算,驾车是我说了算。《左传》原文为:“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从此便有了“各自为政”这个成语典故。

在公元前493年的铁之战中,避难于晋的卫国太子蒯聩坐于主帅赵简子的车右。远远望郑军气势汹汹,卫太子惊慌失措,自己从车上跌下来。御者将他扶起来,讥讽他像女人一样懦弱无能。这场仗打胜之后论功,赵简子认为自己功劳最大,御者说:战车两匹马的肚带几乎断了,而我却能控制它,所以我的功劳仅次于您。

战车作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参战者各有分工、等级分明、尊卑有序。

在泌之战中,晋国的随吴子就强调说,一支军队首先要“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

五十多年后,晋国已经落得“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民闻公命,如逃寇仇”。

在铁之战中,赵简子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根本原因不是他或者他的御者多么勇敢,而是他打破阶级秩序,在战前动员时宣称:这场仗如果打赢了,无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论功行赏,即“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春秋后期,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向贵族夺权,各诸侯国内战、内乱不断,如鲁国的“三桓”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击败并赶走鲁昭公和鲁哀公,晋国先后经历六卿分晋和三家分晋,齐国发生“田氏代齐”,等等。这些冲突和战争不涉及大规模野战,依靠“野人”步兵和攻城战成为主流。

虽然春秋战国都属于东周,但进入战国以后,以前的各诸侯在互相征伐中弱肉强食,形成少数几个强国,诸侯的国家化让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彻底失去了存在感。以前诸侯之间互相攀比争斗,犹有同为周天子的臣子和贵族的共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各国之间竞争激烈,你死我活,以邻为壑。国家吞噬一切,战争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化而变得不可收拾。

赧王五十九年,东周被秦所灭,同年赧王病死,秦夺九鼎。在战国大势下,这一事件几乎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历史意义。随着郡县制次第在各国施行,尤其铁器和弩机的出现,使“野人”逐渐成为军队的主要来源,贵族的战车沦为一种豪华的炫耀。

在劲弩面前,传统的皮盾或皮甲已经失去作用,战车上的三个甲士和战车前的四匹骏马就成为弩箭射击的理想目标。

公元前405年,也就是晋国的魏、赵、韩三国被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为诸侯的前两年,三国联合伐齐,“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三晋之胜,与他们在中原各国中率先放弃战车有很大关系。

随着战车时代的落幕,传统军礼在未经教化的“野人”面前迅速崩溃。军事力量改变了政治格局,地处边缘地带的子爵楚国和男爵秦国,依靠野人迅速崛起,而传统的贵族国家,或者没落,或者灭亡。

荀子最推崇的是三代的王者之兵,其次是春秋时代,由齐桓公和晋文公代表的霸者之兵;最糟糕的是战国时期的“盗兵”,即“攻夺变诈之兵”,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

道德与战争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标准。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在城濮之战中,咎犯主张用诈,公子雍反对用诈,晋文公最后用了咎犯的计谋打败楚军。但后来论功,公子雍反在咎犯之上。庙堂之上的高谈阔论与现实战争的不择手段似乎不再是什么矛盾。

这场“古今之变”令后世学者感慨不已——

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柔无击,脩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矣。

《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实际是一个隐喻,即权谋之术已经完全消灭了礼义传统,“非阴谋,无以成功”。“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