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珍贵（1）

常璩《华阳国志》问世后，后来的治史者便给予了高度关注，充分意识到了这部书中资料的珍贵性。自古以来，文人学者著述的流行，都与文字内容的精妙有关。如同左思写的赋一样，因传抄者众，一时而洛阳纸贵。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内容新颖而又独到，资料丰富而又翔实，要了解汉晋时期巴蜀和西南地区的历史人文、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就非读不可。因此，《华阳国志》问世后，便备受青睐，成了地方志中的佼佼者，被称誉为体例完备的开山之作。

《魏书》卷六十七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崔鸿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搜集诸国旧史，准备撰写《十六国春秋》。他原计划是写一百卷，可是只写了九十五卷就搁下了。他为什么不能写完呢？最关键的原因，是他知道常璩的著述，其中有关于李雄父子据蜀建立成汉政权的记载。常璩做成汉史官的时候，就采用正史体裁为李氏家族及功臣作纪传，当时称为《汉书》或《汉之书》，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后来常璩改写成《华阳国志》中的篇章。因为是实录，史料比较准确，在当时颇有名气。崔鸿想了很多办法去寻找常璩撰写的这部书，想将书中的史料作为重要参考和依据，却一直没有找到。崔鸿给魏主上奏折说：“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崔鸿花了七年多的时间寻访常璩的著述，找不到就不敢动笔写后面几卷。后来终于找到了，崔鸿这才完成了他的《十六国春秋》，不久便去世了。崔鸿的儿子子元上奏，描述了他父亲的撰述状况：“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年止壮立，便斐然怀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属记言，撰缉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北史》卷四十四对此事也做了相同记载。由此可知，崔鸿在正光三年（522年）终于寻购到了常璩此书，引用了其中的史料，才写出《蜀录》，这才完成了《十六国春秋》的全部章节。

常璩《华阳国志》中有很多珍贵的史料。

首先是对一些重大史实的记述，比如对古蜀时期历代蜀王的兴衰更替、秦并巴蜀的过程与传说故事、西汉时期蜀地人文的繁荣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西汉末公孙述在巴蜀地区的割据与败亡、东汉末刘焉与刘璋父子的据蜀经过、蜀汉时期刘备与诸葛亮的作为以及刘禅的降魏、西晋流民入蜀与李氏王朝的建立至败亡过程，以及巴蜀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发生的很多重大事情，都从地方志的角度做了如实记录，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其次是《华阳国志》中的人物传记也非常有特色，其中记录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还记录了很多乡贤士女。这些人物也非常重要，通过这些人物的传记可以了解汉晋时期巴蜀文化教育、学术领域、社会伦理以及巴蜀与西南地区的民俗民风等情况。

再者是《华阳国志》中关于巴蜀与西南地区山川地理与郡县沿革的记述，以及各地官吏的施政作为等的记录，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值得称赞的是，常璩《华阳国志》中还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传说与信仰，有许多重要的民族史料。譬如《华阳国志》卷三有关于汶山郡地理环境、物产、民俗的记载，还提到了夷人崇尚的白石子。茂汶境内是羌人的聚居之地，传说在远古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与强大的“戈基”人作战，因得到神的启示，用坚硬的白云石作为武器，才得以战胜敌人。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的天神。这种白石崇拜的习俗，一直相传至今。蜀中汉人因见汶山羌人奉白石为神，故称其为“白石子”。

又譬如常璩《华阳国志》中记述了关于南中地区永昌郡哀牢夷九隆神话与夜郎国竹王的传说，这些在其他史书中都是未见记载的，为我们了解哀牢与夜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常璩还记述了诸葛亮南征，将汉文化传播到了南中各地，对西南各部族的民俗民风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关于青羌的记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他们后来成为蜀汉军队中骁勇善战的一支劲旅。

还有关于南中大姓富豪的一些记述以及任用南中人才的记录。《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了板楯蛮击败侵扰汉中与蜀地的羌人的故事：“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弥）〔殄〕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宁）〔建和〕二年，羌复入汉，牧守遑遑，复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料，弥补了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的西南民族与蜀汉历史提供了真实的信息。常璩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论述比较客观，有比较独到的见地，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常璩《华阳国志》中还记述了古代巴蜀在科技方面的成就，譬如盐井的开发、天然气的使用等。《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物产，就特别记述了各地的盐井。譬如巴郡的临江县（今重庆忠县）便是一处重要的产盐地，汉代专门设“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又譬如朐忍县（今重庆云阳）的盐井也非常有名，汉代也设有盐官。《水经注·江水》说当地“溪夹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又说有汤溪水“南流历之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阆中和南充也是著名的产盐区，其他文献对此也有记载，如《太平御览》卷一六七引《益州记》就说“南充县西有大昆井，即古之盐井也”。《文选》载左思《蜀都赋》说“家有盐泉之井”，刘逵注曰“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由此可见，巴国的产盐之地分布很广，考古发现对此也有充分的揭示。长江三峡地区的盐井开发甚早，主要是利用地层中涌出的盐泉，用木井围之，煮以为盐。而南充的盐井则是通过挖掘深坑，抵达地下盐水层，然后才汲取煮盐。古代巴族擅长渔业、煮盐和舟运，因占有巴东盐泉，所产之盐不仅满足了巴国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而且成为畅销邻国与西南地区的重要商品。巴国正是利用这种丰富的盐业资源，通过同周边各民族的交换贸易而日趋兴旺富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