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效应（2）

常璩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说，每个地方都有贤能人物，记录这些人物的事迹，为这些人物立传，主要就是为了“宣德达教，博化笃俗”。常璩又说，古人认为纲常伦理是非常重要的，“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蜀地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涌现了很多优秀人才和著名人物，特别是那些“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载美”，“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他们的故事与影响，常使人津津乐道。因此，常璩认为，记述这些人物的《耆旧》之篇，可以和《史记》《汉书》媲美。据刘琳先生注释，常璩说的《耆旧》是指陈寿的《益部耆旧传》。常璩称赞了陈寿撰写《益部耆旧传》的作用，认为其意义重大，说的都是实话，并非溢美之词。

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与《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述巴蜀地区的贤能人物，比前人的记录更为详细完备，也同样是为了彰显先贤的高贵品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意义非凡。

《华阳国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地方志，

是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文化的学者必备之书。

常璩记述西南山川地理和人文史实，生动翔实，

《华阳国志》因此被称誉为中国地方志的开山之作。

这部巨著影响深远，使常璩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人。

常璩的一生，经历了动荡与流离，也饱尝了仕途的冷暖。他最终选择了发愤著书，将自己的才华和心血都倾注在了《华阳国志》之中。《华阳国志》这部经典之作的问世，反映了巴蜀与西南地区绚丽多彩的历史，也使常璩的生命与精神获得了升华。有了《华阳国志》这部大作，常璩的一生没有虚度，甚至可以称为不朽了。

目前学界关于《华阳国志》的撰写和常璩生平的可靠史料，主要就是《十六国春秋·蜀录》中所言“常璩，字道将，蜀成都人。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辟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云”，以及《晋书·载记》中的李势传与《晋书·桓温传》中的一些简略记载。学术界有关成果，则往往立足于推测。如任乃强先生关于常璩活动年表主要凭推测，认为常璩约生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约卒于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今天，我们讲述常璩的故事，关于常璩生平的史料记载确实很少，所以只能简略述之。常璩毕生的精力与作为，主要是读书与写作，而《华阳国志》为他一生画上了句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华阳国志》表现了常璩的精神崇尚，也展示了常璩的心路历程，所以后人敬重常璩，其实都是和《华阳国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深入了解常璩和研究常璩，都离不开对《华阳国志》的解读。

《华阳国志》是常璩倾注了巨大热情的经典之作，也是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华阳国志》流传问世后，因其叙述的独到与资料的珍贵，便备受学者和史家的重视。范晔撰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都采用了《华阳国志》中的大量史料。后来崔鸿撰著《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书》，也都参考了《华阳国志》中有关巴蜀和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记述。历代文人的众多著述，以及学者编撰或官修的许多大型类书，采用或收录《华阳国志》的内容就更多了。这些都说明了《华阳国志》流传之广与影响之大。

唐宋以前的书籍，主要是靠抄写来传播的。《华阳国志》的流传，最初也依靠传抄。一部书的誊抄，常常要耗费很多的人工与时间，所以流传的数量相对有限。《华阳国志》起初传播于世，数量也不多，崔鸿寻求了七年都未能找到。但《华阳国志》的内容已经有了口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崔鸿千方百计要找来阅读。

关于《华阳国志》的卷数，文献记载并不一致。譬如《十六国春秋》说常璩“著《华阳国志》十篇”，《隋书·经籍志》说“《汉之书》十卷，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旧唐书·经籍志》说“《华阳国志》三卷，常璩撰。《蜀李书》九卷，常璩撰”，《新唐书·艺文志》说“常璩《华阳国志》十三卷，又《汉之书》十卷，《蜀李书》九卷”，此外还有《郡斋读书志·史部》说“《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说“《华阳国志》二十卷，晋散骑常侍蜀郡常璩道将撰”等。唐宋以来的私人藏书目录或藏书志中对《华阳国志》版本的记录，亦有多种说法，也是可供了解和研究版本的参考材料。今天流传使用的《华阳国志》多是十卷或十二卷本，其他已少见。

关于《华阳国志》的性质归属，也有多种说法。明代以前根据其记载的内容，《隋书》《通志》把《华阳国志》归类为霸史，《旧唐书》《新唐书》视之为伪史，《宋史》归之为霸史与别史，也有将《华阳国志》归类为杂史的。现代学者多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志，这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常璩《华阳国志》最初靠传抄而流行，传抄的过程中出现有错别字的，或因为个人爱憎而对原文加以删节的，或添加注文而被后来传抄者误入正文的，或对原文增添修饰的，或脱页、错页、错行的等问题在所难免。随着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后来出现了印刷书，采用了刻印与活字印刷的方法，这样阅读与传播就更加方便了。在中国的印刷发展史上，成都的刻印不仅出现得比较早，而且相当发达，蜀中其他一些地方的刻印也颇为兴旺。印刷促使了蜀中书籍的传播，扩大了这些图书的影响，《华阳国志》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刻印的版本。

《华阳国志》最早刻印于何时，因为缺少记载而不好判定，目前所知北宋已有元丰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即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以来，《华阳国志》也很受刻印者的青睐，翻刻传抄者更多，迄今保存的各种版本至少有三十种。

成都府尹吕大防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开始刻印《华阳国志》，其目的主要是表彰蜀中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希望有益于促进蜀中教育和弘扬好的民俗民风。吕大防还特地写了一篇序言，称赞道：“晋常璩作《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覆，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著于书……此书虽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议论忠笃，乐道人之善。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镂行于世，庶有益于风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