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效应（1）

常璩是杰出的史学家，著书立说是他的兴趣爱好和人生追求，也是他的道义担当。他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就是要真实地记录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人物事迹、山川地理和郡县沿革，为后人留下一部优秀的地方志。常璩深知地方志的传承效应，所以他的记述非常严谨，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日常的民俗民风，事无巨细，都认真待之。

真实可信是《华阳国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譬如常璩采录了很多民间谚谣，记录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地域文化特点与社会生活风貌。他反对黑暗腐败，希望社会安宁，列举了一百多种高尚的美德，崇尚至孝、清白、克让、忠正、明廉、义士、述作等。

常璩重视家风家规，推崇孝道，这也是《华阳国志》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中国的孝道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奉行孝道，方能家风淳厚，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所以《华阳国志》中关于孝道的记载比较多。譬如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称赞巴人的民风民俗说：“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又说“永言孝思，享祀孔嘉”，认为永远孝敬祖先，是一种大善和大美。

常璩记载了许多孝道故事。譬如成都人禽坚，字孟由，他的父亲禽信是县吏，奉命出使越嶲，被夷人抓了当作奴隶贩卖。他的母亲当时怀着他已有六个月，等他出生后，他的母亲就改嫁了。禽坚长大后，去夷人地区寻找父亲，历经千辛万苦将父亲接回成都，又将母亲迎回。此事很典型，得到了州郡的赞扬。常璩的记述很精练：“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求碧珠以求父，一至汉（中）〔嘉〕，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

又譬如雒人姜诗，对母亲非常孝顺。母亲喜欢饮用江水和吃鲤鱼脍，而且习惯和邻母分享饮食，姜诗每天都会准备好这些供母亲和邻母食用。姜诗的儿子去江边汲水，不幸掉入江中溺死了，姜诗不敢告诉母亲，怕母亲伤心，便说儿子去外地游学了。常璩记述说，姜诗的至孝感动了天地，“于是有涌泉出于舍侧，有江水之香，朝朝出鲤鱼二头，供二母之膳。其泉灌田六顷，施及比邻”。东汉初，有盗贼劫掠乡里，但都敬重姜诗而不敢骚扰。汉明帝下诏称之为大孝，察孝廉。姜诗做过江阳令与符县县长，“所居乡皆为之立祠”。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巴蜀地区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

又譬如犍为武阳人李宓（即李密），其祖父李光做过朱提太守，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他跟着祖母一起生活，自幼好学，博览五经，“事祖母以孝闻，其侍疾则泣涕侧息，日夜不解带，膳饮汤药，必过目尝口”。后来晋武帝征召李宓为太子洗马，李宓为了孝养祖母，撰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陈情表》，上疏固辞不受，晋武帝“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李宓家风淳厚，对子女后代也有很好的影响，常璩说李宓有“六子，皆英挺秀逸，号曰‘六龙’”。长子李赐做过汶山太守，少子李兴做过太傅参军，幼子李盛做过宁浦太守。常璩详细记述了李宓的孝道故事，并颂扬了晋朝重视孝道的政策，这对弘扬好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常璩具有明显的民本思想，在著述中比较重视对平民百姓的记述，这也是《华阳国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尚书》中已有“重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重视民本的概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本的认识与论述，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古代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贾谊等人，对民本的作用和意义都有深刻认识。譬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非常经典，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了。民本不仅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更是决定政权存亡、事业兴衰、力量强弱、社会稳定与动荡的关键。起源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对文人学者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闪烁着民主光芒的先进思想。

常璩《华阳国志》还比较重视记述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形，诚如宋代吕大防（《宋史》卷三百四十有传）在刻印《华阳国志序》中所说：“晋常璩作《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覆，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著于书。”宋代李即在《重刊华阳国志序》中也说：“（常璩）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虽侏离之氓，贱俚之妇，苟有可取，在所不弃。此尤足以弘宣风教，使善恶知所惩劝；岂但屑屑于山川物产，以资广见异闻而已乎？”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常将一些小人物与达官贵人、才子文人并列，还特别记述了很多妇女的事迹，其中既有上层妇女，更有平民女子。常璩讲述了她们对家庭与社会的贡献，不分出身贵贱、身份高低，对她们的事迹都给予了褒扬。由此可知，常璩选择入史的人物，并不以出身、地位为标准，而是以道义为准则，必须是令人称道的“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蘋蘩者”，凡是具有“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的人物均可入史，所以很多被史家不屑一顾的贱民，许多被社会漠视的小人物，常璩却看到了他们闪光的事迹，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写入了《华阳国志》之中。这展现了常璩秉笔直书的个性和他的庶民化倾向，也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封建社会历来都看重门第，常璩却与众不同，能够如此著述实为难得。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官吏的褒贬，也大都是通过百姓的评议来表达的。譬如他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到东汉的蜀郡太守：“建武以来，有第五伦、廉范叔度特垂惠爱。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来时我单衣，去时重五裤。’”录用当时的民间歌谣，歌颂了蜀郡太守中的几位“著德垂绩者”，表达了对关爱百姓的官吏的敬重。常璩还说：“汉时县民朱辰字元燕为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蜒鼓刀辟踊，感动路人，于是葬所草木顷许皆仿之曲折。迄今蜀人莫不叹辰之德，灵为之感应。”说明朱辰惠爱百姓，因而才深受百姓缅怀。常璩对为官清廉者也是深表赞赏的。譬如“孝明帝初，广汉郑纯独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表荐无数，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叹赏。明帝嘉之，因以为永昌郡，拜纯太守”。而对那些不法官吏，常璩则给予了痛斥。譬如南中牂牁郡在晋元帝时，“太守建宁孟才以骄暴无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常璩对那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世家大姓，也深表厌恶，对惩治豪强的官员则予以赞扬。譬如“广汉刘（庞）〔宠〕为令。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强横，（庞）〔宠〕治其罪，莫不震肃”。常璩的这些记述，显示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可知他是站在百姓立场上为民而言的。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常璩还将很多民间传说、巴蜀风尚、反映大众生活的民俗民风等收入《华阳国志》，载入史册。这也体现了他编纂思想的大众化，使得《华阳国志》这部地方志颇接地气，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鲜亮特色，增添了一些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气息。